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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崖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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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历史,传承文化  

2011-06-07 16:38:56|  分类: 相关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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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神山 人间仙境
--"品读历史,传承文化"系列报道之蓬莱的由来
【摘自《今日蓬莱》】
历史积淀山情海韵
   "蓬莱"作为神山名最早见于《列子》等典籍,《山海经》中亦有"蓬莱山在海中"等句。据《史记》记载,远在战国时期,就传说渤海中有3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
从齐威王首次海上求仙开始,到秦皇汉武求仙活动高潮迭起,蓬莱成为帝王们海上求仙的策源地,形成了与中国西方昆仑神话相对应的中国东方神话。也正因为此,"蓬莱"这一地名从诞生那一天起,便与神仙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仙山"和"仙境"的代名词。
宋嘉祐年间,丹崖山上建起了蓬莱阁,海市奇观与凌空仙阁虚实并存,相得益彰。一代文宗苏东坡来此为官,盛赞这里为"山海名邦","俗习齐鲁之厚,迹皆秦汉之陈","宾出日于丽谯,山川炳焕;传夕烽于海峤,鼓角清闲"。因此,他虽是"匆匆五日",却放歌赞美山海,走笔留下华章,一时翰墨流传,和者日众,更使蓬莱仙境名闻天下。后来,八仙过海等传说加盟,使这里的神仙文化气息浓厚。
   蓬莱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即有人类居住。自唐至清的1000多年间,蓬莱一直是州府所在地,盛时管辖9县1州,形成了独有个性的州府文化。蓬莱曾建有州(府)署、县署、按察司署、兵巡道署、守备署、备倭都司府等行政和军事署衙,建有府学、县学、书院、考院等官办学堂等。有过新罗馆、新罗坊、开元寺等朝鲜、日本侨民聚居的涉外街区、建筑群及寺庙,设立过勾当新罗所等涉外管理机构。蓬莱作为中国北方最早的北美基督教传入点,有中国第一所高等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是中国接触西方文化最早的地区之一。蓬莱作为胶东的政治中心,辛亥革命者在这里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现代政权--登州军政府。在历史典籍中,有大量文字记录着这里作为胶东文明的摇篮,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历史轨迹。
   蓬莱地处胶东半岛北端,扼京津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建有备倭城,成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水军基地。中日甲午战争中,这里为主要防地之一,守军曾于此击退过入侵日舰。
   蓬莱水城是登州古港所在地,这里是"海王之国"齐国的出海口,港航兴起之后,便具有商业贸易和军事运输的双重功能。隋唐五代时期是登州港的鼎盛时期。此时的登州港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也是四大通商口岸之一。
   蓬莱人杰地灵,群英荟萃。有戚继光、宋庆、张伯龙、丛良弼、吴佩孚等名人,不胜枚举。
   蓬莱风情,独具个性。民风淳、人情厚,士贵诗书,民安农贾,有着众多民间艺术。一支大杆号,吹奏出沧海桑田的古城遗韵;一把小剪刀,剪贴出幸福生活的岁月章回;粗犷的方言,表达着山海之邦的大气和豪放......
   历史文化积淀厚重而经典,独特而生动。古邑蓬莱,风姿绰约,山情海韵,令人神往。
   从神话中走出的蓬莱
   蓬莱,包含着两个概念:一是仙山名,或者说是仙山蓬莱;二是实际地名,或说是人间蓬莱。
   仙山蓬莱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史记》记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都曾慕名寻找过仙山蓬莱。仙山蓬莱常常和另外两座仙山--方丈、瀛洲联在一起,并称为"三神山"。蓬莱山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有"蓬莱山在海中"。而在《列子·汤问篇》中,神山计为5座--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晋时王嘉的《拾遗记》中载:"三壶,即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此三山上广中狭下方,皆如工制,犹太华山之似削成"。从大量历史典籍记载来看,神山、仙山也好,三山、五山也好,都是从上古神话演变而来的,蓬莱都是其中之一。
   追根溯源,真正地使"蓬莱"成为地名是汉武帝刘彻。刘彻在方士们的诱导下来到远离中原的东夷边地寻求海上神山,一直没能如愿。于是,他在海边筑起一座小城,命名"蓬莱",聊以自慰。"蓬莱"成为地名,便有了与仙山蓬莱并立的人间蓬莱。
   由于人间蓬莱与传说中的仙山蓬莱离得很近,加上帝王们海上求仙故事的大肆渲染,这两个概念不同的"蓬莱"便常常被人们混淆在一起,把此蓬莱当成了彼蓬莱。于是也便言之凿凿地出现了多种说法。正应了《道德经》开篇中的话:"名,可名,非常名。"蓬莱是蓬莱,是现实的蓬莱;蓬莱不是蓬莱,不是神话中的蓬莱;蓬莱还是蓬莱,是蓬莱人用几千年的文化堆积起来的蓬莱。它的名字从仙界落到人间,同时加上人文内涵的积累,薪火相传,在汹涌澎湃的渤、黄二海之滨,永远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古往今来的发展中心
   要说蓬莱的历史沿革,不得不说古登州。
   "古登州,位于山东半岛东北部,凭负山海,地号极边,利擅渔盐,西有石门之固,东有朱高之险,高山距其前,大海绕其后。"《元志》上的这番记载简明扼要地说出了古登州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自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始设登州,到1913年登州撤府为止,登州作为一个行政单位,前后一共存在了1293年。可以说,古登州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从繁荣鼎盛到逐渐衰败的历史。
   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在上古时期,全国分为9州,登州属青州之域,也就是古嵎夷族人居住的地方。
   夏朝建立后,分封诸侯,立斟鄩国于此。
   春秋时期,这里为牟国和莱子国的一部分,后来,齐国逐渐强盛起来,占据了整个山东半岛。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登州位居齐郡最东端。
   西汉时,登州的大部分地区属于东莱郡的胶东国,隶属青州管辖;其余地区属于瑯琊、东海二郡,隶属徐州管辖。
   东汉时期,改胶东国为北海国。
   西晋时为东莱国长广、泰山二郡,属青州一部分。
   南朝刘宋时期,登州境域并入东莱、长广二郡。
   北魏孝明帝孝昌四年(528年),分青州一部分置光州,设东牟郡,与长广郡俱属光州管辖。
   北齐时期废东牟郡,并入长广郡。
   隋朝开皇年间,废除郡一级建制,在登州境域置牟州。大业初年,废州置郡,登州隶属东莱郡。
   唐武德四年(621年),重设牟州,增设登州,属河南道管辖。贞观元年(627年),废牟州、登州。如意元年(692年),割莱州之牟平、黄县、文登3县,于牟平复置登州。神龙三年(707年),登州治所迁至黄县的蓬莱镇,遂升蓬莱镇为蓬莱县,废黄县。712年,重置黄县,登州辖蓬莱、黄县、牟平、文登4县。天宝初年,登州更名为东牟郡。乾元初年,改为登州。
   宋朝沿袭唐朝的建制,登州属京东东路。
   金朝析登州之牟平、文登2县,置宁海州,以登州所属两水、阳疃两镇置福山、栖霞2县。此时,登州仍辖4县。
   元朝初年,登州初属山东东西道益都路,后改属般阳路,直隶中书省。
   明洪武元年(1368年),蓬莱县入登州,统隶莱州府管辖;洪武六年(1373年)改隶山东行省;洪武九年(1376年),升登州为府,仍置蓬莱县,割莱州府之招远、莱阳及宁海州、文登入登州府,领1州7县,隶属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明实录》中提到建立登州府的原因,"时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
   清初沿袭之,登州府辖宁海州及蓬莱、黄县、福山、栖霞、招远、莱阳、文登7县。雍正十三年(1735年),河东总督王士俊等上疏请裁四卫所,钦定成山卫为荣成县,大嵩卫改县为海阳县。至此,登州辖1州9县,达到最大管辖范围。
现代发展的数次变更
   民国初年,撤府存县,蓬莱县由山东省直辖。1914年,省下设道,蓬莱县属胶东道。1925年,胶东道析为东海道和莱胶道,蓬莱县属东海道。1928年,奉系海军和山东省共同管辖。1933年撤道,蓬莱县直属山东省。1934年,省下设区,蓬莱县属鲁东区。1936年,蓬莱县改属山东省第七行政区。1938年,日军侵占蓬莱县,华北汉奸政权将蓬莱县划归山东省鲁东道;1940年,鲁东道更名为登州道,蓬莱县改属登州道。
   1938年2月3日,在中共蓬莱县委领导下,蓬莱人民举行武装起义。3月26日,建立人民政权--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人民政权建立后,蓬莱县属胶东行署北海区。1950年5月,胶东行署及下属各区撤销,设立文登、莱阳、胶州3个专区和烟台市,蓬莱县改属莱阳专区。1958年11月,莱阳专区改称烟台专区,黄县、长岛县并入蓬莱县,蓬莱县改属烟台专区。1962年1月,黄县从蓬莱析出。1963年10月,长岛县从蓬莱析出。1983年11月,撤销烟台专区,设立烟台市,蓬莱县改属烟台市管辖。
   1991年11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蓬莱县,设立蓬莱市(县级),以原蓬莱县的行政区域为蓬莱市的行政区域,由山东省直辖。
   1991年12月2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确定,蓬莱市由烟台市代管。
中国第一蓬莱留史
  蓬莱,有着2100多年历史,曾在上千年中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值得我们每个蓬莱人为之骄傲。翻开历史,细细品读,我们发现,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个"第一"都留下了蓬莱的影子。
  帝王最早的海上求仙之地
  时间:战国时期
      海上盛行的历代帝王求仙和寻觅"三山"、"三岛"活动,实起于战国时期。据《拾遗记》和《史记》中记载,入海求仙的第一人当属齐威王,而登州港则为入海求仙的发源地。历代曾到过蓬莱的文人雅士所留下的诗文中,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登州港(即蓬莱)是海上求仙的起源地,也是后世求仙和寻觅"三山"的频繁出入地。
  东方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时间:西汉时期
  西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有了空前的发展,尤其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成为西汉时期对外关系的一大特色。汉武帝时代,曾遣使两次赴西域开辟了陆道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同时,在东方开通了和朝鲜、日本的联系,发展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以登州(蓬莱)为起点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即登州和朝鲜、日本的海上联系,要早于和西方沟通的北路陆上丝绸之路,以及南路海上丝绸之路。从登州渡辽东、经朝鲜而至日本的航路,在战国前就存在,历来往来畅通。这条航路是由登州(蓬莱)启程,经庙岛群岛,穿过渤海海峡,后经旅顺老铁山、鸭绿江口、朝鲜西南海岸,由对马海峡到达冲之岛、大岛、北九州。日本朝贡,也大致沿着这条路线,从登州登陆后,前往汉帝国首都。
  最早的造园模式--"一池三山"
  时间:秦始皇时期
      秦皇汉武多次在海上寻求"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而不得,便在自己的宫苑里造起神山来,聊以自慰。秦始皇在"兰池宫"引渭水为池,筑蓬、瀛(《历代宅京记·关中一》)。这是中国古典园林最早见于典籍记载的堆山与埋水形式与方法,也是最早将"蓬莱神话"引入园林建造的先例,成为后世宫苑盛行的"一池三山"模式的首创。汉武帝也因在太液池中筑有三神山而著称。
  秦皇汉武在造园中的"一池三山"的布局和做法,为历代皇家宫苑所沿用,并不断创新。如北京的清代皇帝园林北海和中南海,以及承德的避暑山庄,无不体现了"蓬莱神话"的意境和"一池三山"的模式。另外,这种模式还影响到宫苑以外的园林建筑。如苏州留园有"小蓬莱",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有"小瀛洲"等,无不蕴含着神山仙岛的创意。
  最早的水军基地--登州古港
  时间:西汉时期
  蓬莱地处胶东半岛北端,背山面海,遥对辽东半岛的老铁山岬,形同蟹螯,成为历代的军事要塞。自西汉以来,登州古港就成为海上军事用兵的始发港。史料载,元封二年,汉武帝发动了对朝鲜的讨伐战争,海路并进,陆路由荀彘率军从辽东进击,海陆则出蓬莱,渡渤海,取道王险城。三国两晋时期,这里担负着重要的军事运输任务。特别是曹魏时期,这里是海上对外用兵基地。隋唐两代,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十余次,多是水陆并进,动用了舟师,借助造船、运兵、运粮,使这里成为中国北部的重要水师基地。北宋时期,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这里的军事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突出。"刀鱼寨"的构筑,是我国早期军港的雏形,对北宋海上的军事活动有着重要意义。明代,这里的海防建设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尤其是洪武九年,在刀鱼寨的基础上新建了水城,驻守水城和巡防登州海域的水师,盛时达6营。此时的水城又被称为"备倭城"。这里是中国古代军港建设的光辉范例。
  近代史上第一现代政权--登州军政府
  时间:1912年
  1911年武昌起义后,全国十几个省纷纷宣布独立,然而山东的封建反动势力却比较强大。11月12日,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取消山东独立,逮捕屠杀革命党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会山东支部负责人徐镜心秘密来到蓬莱,与蓬莱同盟会员孙丹林密商举行反清起义大计。1912年1月15日,孙丹林等5人组成的敢死队和徐镜心组织的起义部队一举攻占了蓬莱城,登州府和蓬莱县的文武官员全部投降,要害之地均被起义军接管。当天下午,山东(登州)军政府在登州府衙宣告成立,办事机构设在登州考院。山东都督连成基兼任总司令,徐镜心任总务部长,刘艺舟任外交部长,宋赓廷任财政部长,王荩臣任民政部长,柳仲乘任司法部长,孙丹林任总秘书长兼军事参谋。
  第一所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
  时间:1864年
  齐鲁大学的初创阶段--登州文会馆,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狄考文于1864年正月到达蓬莱,和先期达到的一对传教士夫妇在城西北观音庙办起了一座寄宿的"蒙塾"。1872年,狄考文又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校舍,增加了课程。称前三年为"备斋",后六年为"正斋","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与内;备斋视高中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与内"(《文会馆志》)正式定名为"文会馆",英文名为"登州书院"。1876年,文会馆第一批学生毕业(学制12年),毕业生仅3人:邹立文、李青山、李秉义。狄考文宣布这是这所大学的首届毕业班。这比上海圣约翰书院(即后来的圣约翰大学)早3年,比北京汇文、通州的潞河(两校当时都称书院,后合并为燕京大学)早了十几年。
  第一所女子学校
  时间:1862年
  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登州被辟为商埠。在1859年至1861年间,美、英、法3个国家的5个基督教会派了30多名传教士来到这里。他们通过创办吃住免费的寄宿学校,招收贫苦孩子入学,以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他们称这是"最廉价、最有效的传教机构"。1861年6月,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夫妇来到蓬莱,住在北门里(今石岛社区)的一座破败不堪的观音堂里。次年,倪夫人在这里招收了2名女生,办起了女义塾,是为蓬莱女校之始,也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1868年,该校与狄考文的妻妹帮姑娘在东大寺(今中国银行蓬莱支行西)办的另一所女校合并,迁到察院后(今鲁梁宾馆北)。后来,"察院后"便成了女校的代用词。
  第一所聋哑学校--启喑学馆
  时间:1887年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美国传教士梅尔斯在蓬莱创立的启喑学馆,是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开始只收到一个木匠的儿子就读,后来增至4人。启喑学馆采用美国罗杰斯特聋哑学校教材和自编的《启喑初析》为教材,用口语、手指语和手势语教学。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梅尔斯病故,长老会停止了经费供给,学馆无奈关闭。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美国路彻斯特聋哑学校校长致信其夫人梅奈德,愿意资助经费试办1年启喑学馆,同时要求校址从蓬莱迁至烟台。不久,校址迁至烟台,启喑学馆更名为烟台启喑学校,又名"梅尔斯纪念学校"。
  最早引进阿拉伯数字
  时间:1864年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就来到胶东半岛。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在登州办学校时,和中文教师邹立文合作,将西方数学书翻译成中文出版,行销全国各地。阿拉伯数字在中国的最早引进就是在这本数学书中开始的。李俨编的《中国数学史》记载了这段史实。
  最早引进大花生
  时间:1862年
  花生分为四大类型,即珍珠豆型、多粒型、龙生型和普通型。普通型(又称弗吉尼亚型)因果型较大,俗称花生,是一种外来品种。同治元年(1862年),美国长老会梅里士夫妇来到蓬莱,把美丽的大花生种带到这里,鼓励当地农民在府城北门外(今体育场附近)的沙质土地上试种。期间,城南大杨家村(今大辛店镇域内)的基督教徒杨德来,从城里教会弄到大半斤花生试种,繁殖成功,不断传播,逐渐推广到山东各地,使大花生成为山东省对外输出的重要农产品。
    
  东方神都蓬莱有仙
  --"品读历史,传承文化"系列报道之神仙文化
  【摘自《今日蓬莱》:蓬莱文化研究会提供】
  海市蜃楼,八仙过海,蓬莱清浅,天神有鲧。在蓬莱,世世代代流传着众多神话传说。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神话传说给蓬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来前来一探究竟。
  蓬莱是东方神仙神话的发源地,被称为中国"东方神仙文化之都"。从"三神山"传说、徐福东渡、秦始皇巡幸,到道教的创立、兴盛,八仙过海的神奇传说,"神仙文化"在蓬莱长盛不衰。正因为有了神仙文化的深厚积淀,蓬莱才有了"人间仙境"的美誉。
  源起于海市蜃楼
  蓬莱神仙文化源于海市蜃楼。
  地处胶东半岛北端的蓬莱,属于丘陵地带,连绵的山丘,万里澄碧的大海,参差错落的岛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然环境。每年的春夏之交,常见海面上出现各种奇异景象,或山岛变幻,或高楼突起,且时分时合,乍现乍隐,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确为山海奇景,天地大观。
  典籍《史记·天官书》载"海旁蜃气像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像其山川人民所聚积"。从代汉开始,人们以为海市蜃楼是海中的大蛤蜊(蜃)吐出的云气所致。晋人伏琛在《三齐略记》中也说:"海上有蜃气,时结楼台,名海市"。直到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异事》中对海市的成因提出了质疑:"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辱之气所为,疑不然也"。到了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中才对海市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唯登州海市,世传道之,疑以为蜃气所致......观此所谓楼台,所谓海市,大抵山川之气掩映日光而成。"
  今天,人们已经知道,海市蜃楼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是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发生显著折射或全反射时,把远处景物显示在空中或地面而形成的各种奇异景象,海市因显示时相对于地平线所处的位置不同,可分为上现海市和下现海市两种。蓬莱海市属于上现海市,与其它地区相比,不仅出现的频率高,而且景象内容丰富,观赏价值高。
  海市蜃楼是一种难得一见的海上奇观,不仅为蓬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更成为孕育蓬莱悠久的神仙文化的源泉。海市奇观作为"蓬莱十大景"中的一景,也是天造地设,独有千秋。
  传播于"三神山"
  蓬莱的神仙文化起源于海市辱楼,而真正地传播开来,则要归功于"三神山"。
  古人对海市这一自然现象无法做出科学解释,于是就被方士们指为"神山",就有了海上有3座神山,山上住着仙人,并长生不老的神话传说。因此,没有蓬莱的海市蜃楼,就没有"三神山"的传说。《山海经?海内北经》中记载:蓬莱山在海中,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鸟兽尽白,望之如云,在渤海中也。《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上》中记载: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史记?武帝纪》记载:建章宫中,建大液,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像海中神山龟鱼之属。
  古代渤海沿岸的居民,看到大海中的海市景象,不明其成因,以为海中真有这样一些岛屿,便到海中寻找,逐渐演绎出"三神山"之说。从蓬莱、方丈、瀛洲这些名称看,三神山应是古代东莱人所寻找的地方。王献唐的《炎黄氏族文化考》中指出,蓬莱就是风莱,为风夷、莱夷所居之地。方丈之方由风音所转,丈即场字,方丈即风族地。瀛洲之瀛即赢,为赢族所居
  海中这陆地。赢亦夷之夷也,为东莱的原有部族。蓬莱、方丈、瀛洲都是莱夷居住的海岛。
  方士们把海市蜃楼的景象加以渲染,激发了世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热情,尤其是古代帝王东巡寻仙活动的兴盛,更赋予蓬莱这个地方更加神秘的神话色彩。
  据考,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帝王寻仙活动。齐威王是海上寻仙帝王的第一人。《史记?封禅书》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有在焉"。从而印证了蓬莱做为入海求仙的发源地的实事。
  海上寻找"三神山"活动持续了几百年之久,到了秦皇汉武时期达到了鼎盛。据不完全统计,秦始皇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5次出巡,3次到过蓬莱。他不但亲自访仙求药,而且遣使卢生、韩终等方士多次入海求仙。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派徐福率童男童女3000多人入海。而比起秦始皇来,汉武帝的求仙之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派出的求仙船和求仙人数量
  之多,出海时间之长都超过了秦始皇时期,而且还试图对求仙船的下落和求仙的结果进行考察。他8次东巡,7次到过蓬莱,其中第五次出巡时筑城并命名"蓬莱"。
  在帝王们求仙活动的助推下,三神山的传说传遍天下。
  丰富于八仙过海
  "八仙过海"传说的出现不仅使蓬莱的神仙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而且使其变得更为丰富。
  八仙,就是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八名得道仙真。七男一女,即汉钟离(钟离权)、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蓝采和及何仙姑。八仙的传说甚早,唐代已有《八仙图》与《八仙传》。至明代吴元泰小说《东游记》(又名《上洞八仙传》和《八仙出处东游记》),确定为现在的八位仙人。该书写八位神仙打抱不平,惩恶扬善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典故就源于此书。
  八仙的传说之所以与蓬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首先缘于"蓬莱"这个来自大海的富有魅力的仙境名字。蓬莱是海上三神山这一,而三山五岳、洞天福地又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作为三神山之一的蓬莱,本来就有许多仙人存在。众仙会聚之地,八仙加盟也是很自然了。其次,八仙与蓬莱的缘份,还应从吕洞宾说起。《白云志》中把吕洞宾列为"蓬莱派",汉钟离的《
  赠吕洞宾》诗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吕洞宾的诗中也写道:"独坐蓬莱观宇宙,抽剑眉间海上游。"吕洞宾把自己当成一个蓬莱人。蓬莱阁从明代时就建起了吕祖殿。在吕洞宾这位核心人物的影响下,八仙就与蓬莱结下了不解之缘。
  八仙过海的传说是八仙传说的核心。八仙过海讲的是八仙赴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归来,在蓬莱岛上饮酒作乐后,由铁拐李提议要过海一游,并且要求众仙必须各凭自己的宝器过海,不得乘舟。众仙一齐响应,纷纷向海中抛出自己的宝器,飘然而去。不幸的是,海中八仙与东海龙王相遇,受到阻碍,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交战。后经观音菩萨出面调解,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八仙也随波逐浪,继续前行。
  八仙过海而去,而关于他们的传说却广为流传,而且越来越丰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成为一句俗谚沿用至今。
  "八仙过海"虽然用的是神话传说的手法,但与古代蓬莱寻仙活动一样,表达了人们探寻自然奥秘、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没有古代海上寻仙发源地的影响,也不会产生八仙在蓬莱过海的历史传说。可以说,八仙的故事因为蓬莱而产生,蓬莱也因为八仙过海而扬名海内外。
  其它传说
  蓬莱清浅
  提起"蓬莱清浅",就要从麻姑说起。麻姑就是人所共知的那个手持仙桃为王母娘娘献寿的女仙。传说,麻姑曾经3次亲眼见到蓬莱沧海变为桑田。而每一次去都发现,海水比上次去都又少了很多,陆地越来越多。"蓬莱清浅"一词就这样而来。
  麻姑在蓬莱曾3次见到沧海变桑田,显然她是一个非常长寿的仙女。人们都知道她捧着桃仙给王母娘娘献寿,虔诚地供奉着她,无非是想分享到她的一点恩赐,多享受一些人间岁月。蓬莱这块仙境宝地既然是麻姑驻足的地方,必定注满了仙人的吉光和瑞气,令人心驰神往了。
  天神--鲧
  羽山,又名雨山,位于南王街道。山上有一座废城--鲧城,相传为三国时期魏将田豫为防御吴将周贺所筑。因其为"舜殛鲧处",也就是舜杀死鲧的地方,所以称为鲧城。山上还有一座鲧庙,建于元大德七年(1303年),今已不存。
  《山海经》里有这样一个传说,鲧和他的儿子禹都是天神,"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谓鲧"。白马乃鲧的形象特征。尧治理天下时,出现了滔滔洪水。尧向天帝祷告,求他收回洪水。可天帝不为所动。鲧十分同情灾民,救民心切的他偷了天庭中能无限生长土壤的神土息壤,马上来到人间,把一小块一小块的息壤投入洪水泛滥的地方。息壤投到哪里,哪里就涌起了山丘和堤岸。不幸的是,此事很快被天帝发现,他大发雷霆,命令水神共工重新将洪水泛滥起来,同时命令火神祝融前去惩办鲧。
  鲧抵抗不住火神的威力,终于被擒,被押到羽山处死。然而,为民消灾的精神使他在死后3年也没有瞑目,又孕育出了新的生命。天帝知道后,又命令火神带着一把叫"吴刀"的兵器去消息那个生命。火神用吴刀将鲧的肚子剖开,却从中跳出一个人,向天空腾去;而鲧则化作一条黄龙,跳进了山下的深渊。从鲧肚中跳出来的人就是日后著名的治水英雄禹。
  《史记》记载的羽山所处的位置目前在国内有争议,但《史记》中记载"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在古代,胶东半岛被称之为东夷。而且《太平寰宇记》、《泊宅编》等史籍,均确定羽山在登州,可以认为,书中的羽山,指的就是蓬莱的羽山。并且羽山曾建有鲧城,至今遗迹犹存,也为这一记载提供了佐证。
  海洋文明 蓬莱发祥
  --"品读历史,传承文化"系列报道之海洋文化
  【摘自《今日蓬莱》】
海洋文明发祥地
  蓬莱水城(登州古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珍贵遗产,具有中国古代发达的海洋文明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是起源于原始社会海洋文明的重要载体。自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进而至明清,蓬莱一直是大陆联系海洋,进行文化经济交流和军事防御的重点。
  胶东沿海居民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很早就向海洋挑战,成为中国最早的航海者。利用海洋之便,蓬莱先民沿长山列岛"逐岛航行",到达了辽东半岛,带去了龙山文化。在蓬莱、庙岛群岛、大连市发现了同期的古文化遗址,应是通过海路进行交流的结果。李白风《东夷杂考》载:"乃有山东半岛登州海角北来,没有迹象表明它是经过大半个渤海湾经大沽、秦皇岛而东北移的。因此,断定是走的海道。"
  相关文献及考古资料表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胶东沿海居民已初步掌握航海技术,学会划桨出近海捕鱼。《竹书纪年》载:"帝芒东狩于海,获大渔";《诗经·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反映夏代文明的《尚书·禹贡》中,记录大禹时代盐、岛夷、海上交通等,据古今学者考证,即发生在登州一带。商朝人素有航海,卜辞记载,商纣王征讨人方(山东半岛一带),循海南行,每次参战有数千人,说明当时已具有较强的航海技术力量和作战能力。周成王时,"于越献舟","越裳献雉,倭人贡畅",越人和越裳(在交趾南)经过海道,到山东半岛登陆后送达;倭的贡道,则是越海沿朝鲜海岸,经庙岛群岛,到登州海角转陆,这是当时有海外交通的明证。"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日归......"据《说苑》所载推断,其行是一支相当有规模的船队,而航行时间之长,时无出其右者。
  因为航海视野的开阔,更有想象力的文化,如战国时代邹衍创立的阴阳五行及大九州学说,体现了对海洋文明的憧憬和理性的思考。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之,天地之际也。"邹衍长期生活在齐地,登州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以其为中心的海洋文化,促使有识之士对神秘现象的向往和探索,邹衍"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限",像这种纵横开阖的哲学观,迂大而宏辨,也只能产生于开放性的海洋文化的土壤中。
  从春秋、战国时期军事上对海洋的认识方面来看,史料分析,齐国的海上力量在齐桓公时代就有一定的实力,并有进入渤海活动的能力,曾有几次从水路北伐救燕的军事活动。如,齐宣王七年,宣王曾遣齐五都之兵,水陆贡燕。后来,"秦攻燕则齐涉渤海,韩魏出锐师以佐之。"《管子·轻重甲》曾也记叙过齐水军的训练。如,桓公请教防越侵伐之道,管仲说:"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大舟之都有深渊,垒十仞。......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六韬》也载有:"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强弩长弓者,所以逾水战也。"
  从航海条件来看,古代航行,大抵以目击物为航行参照物,傍岸航行,或通过岛于岛之间的推进,来联系整个航线,从当时舟船技术和航行水平来看,跨越海峡是完全可行的。登州至大连老铁山的航程,分两个阶段实现,即蓬莱和庙岛群岛之间;庙岛群岛和辽东半岛之间,也就是说,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间史前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是以庙岛群岛为桥梁来实现的。
  海道传播,从登州史前文化在海外的考古发现,亦可以得到佐证。如,在朝鲜南部的"金罗道、庆尚道各地,均发现了龙山石棚墓葬的遣存","并在朝鲜、日本、太平洋东岸和北美阿拉斯加等地,还发现了龙山文化的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质陶器。标志着龙山人在远方海上活动的行踪。"从史前遗存的分布,或从海外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分布状况来看,龙山人是从山东半岛之登州经庙岛群岛,渡海至辽东半岛的老铁山,沿着黄海北岸到达朝鲜半岛南端,然后借左旋环流漂航到日本,甚至进而到北美洲西海岸。
  以上从远古海洋文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军事上对海洋的认识和古代航行技术水平等方面的阐述可以说明,登州原始港航活动在事前文化的国内外传播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应该说,蓬莱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发祥地。
海洋文化的历史沿革
  蓬莱的历史就是1部海洋文化发祥到兴盛的历史。"蓬莱"也是华夏"蓝色文明"的代名词。从沧海桑田开始,蓬莱一直是中外海上交流的重要桥头堡。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这里的人们已经能够造船划桨到近海捕鱼,并通过蓬莱,将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传播到东北亚甚至更远;卜辞记载,半岛地区屡受征讨,海上作战经常有数千人参战。这表明,蓬莱当时海洋航行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周朝,越人和倭人也是在蓬莱登陆,向朝廷进贡;战国时期创立的大九州和阴阳五行学说,也是体现了人民对海洋文明的憧憬与理性思考。到了秦皇汉武时期,随着海上寻仙的兴盛、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以海市蜃楼为源头的神仙文化的兴起,都与这片海洋有着直接的关系。到了隋唐以后,蓬莱随着港口的兴盛而成为胶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海洋赋予了我们这个城市发展的活力和空间。宋、明、清,海上军事要塞地位的确立,蓬莱又成为海防前沿。承载着浓厚海洋文化色彩的"妈祖文化"的进入和传播,也是通过海路进入蓬莱,并以蓬莱为中心,通过海路,向海内外传播的。
  我国航运史学家房仲甫先生在1篇序中写道:古代中国东渡美洲有3条航线可通,北渡白令海峡,中趁墨潮暖流,南经马尼拉航线。中路就是从登州海道到日本,再趁暖流直赴美洲。趁暖流亲驾帆船历时33天,成功横渡太平洋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美籍华人物理学教授周传钧认为,受墨西哥湾暖流影响,古代中国船只被漂到美洲的可能性极大。由此可见,早在上古时期,我们这里就拉开了"蓝色文明"的序幕。古人满怀对大海的好奇、对海市蜃楼的向往,自登州出发,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征服山海的历程,也把中华文明的种子洒向太平洋诸岛和美洲大陆。
  美国学者亨利埃特·默蒋发现,《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述完全是北美洲的山山水水。美洲印第安人是殷商后裔的说法也在学术界讨论多年。由此可见,中华文化通过海洋传播到了国内外,成为世界文化的滥觞。
  回顾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蓬莱的海洋文明孕育了蓬莱的辉煌历史。蓬莱海洋文化也因为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而显得厚重,可以说,蓬莱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发祥地。
海洋文化中的港口文化
  蓬莱是中国航海业的发源地。《竹书纪年》记载,夏、商、周时期,我们这个地方航海业开始逐步发达起来。早在新石器时期,登州海面的航海活动日益兴盛,在登州古港外大黑山岛出土的木板船和残桨碎片,以及南长山岛浅海打捞出的古代石锚,其制作年代均在4000年左右,表明当时登州一带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很高的造船技术。胶东半岛的史前文物最显著的特征是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质陶器,考古发掘成果表明,在辽东半岛、朝鲜、日本、北美的阿拉斯加,均有史前胶东半岛的文物出土。台湾的很多地方,也发现了起源于胶东半岛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以蓬莱为发源地,古代航海业发展的轨迹。航海业的发展,为登州古港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是登州古港的鼎盛时期,与泉州、扬州、明州并称中国四大古港,是北方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是中国南北海运和贸易活动的枢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尤其是与日本、朝鲜等地的频繁交流,登州古港成为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隋唐时期,利用这条航线经登州港中转的日本"遣隋使"、"遣唐使"有11批,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等国经登州中转的朝贡使团有79批,隋唐两朝也多次经登州港派遣使节,用"舟船飞梭,商使交属"的词语形容当时的繁荣景象并不为过。经常往返于登州古港于其它港口间的新罗商人张宝皋(gao,音同高),更是在中、日、朝3国史书中均有记载的知名人物,他拥有从航行于朝鲜新罗至登州港的大批商船,并将运输、贸易扩大做到了日本 。
  众多的历史文献都有对登州古港的记述。宋代文学巨匠苏轼在担任登州知州期间,所做《登州如还议水军状》中评论:"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明朝登州知府宋应昌在《重修蓬莱阁记》中明确指出登州古港的重要战略意义:"东扼岛夷,北控辽东,南通吴会,西翼燕云。艘运之所述,可以济咽喉。备倭之所据,可以崇保障。封靡所渔,长鲸周敢吸。"均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登州古港 的重要性。登州古港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的繁荣,唐神龙三年(707),登州治所迁到了蓬莱,蓬莱镇升格为蓬莱县,在随后的各个朝代,登州蓬莱均被做为州、府所在地,成为胶东半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蓬莱能够发展成为古代北方第一大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得天独厚的"登州海道"。由于受航海工具和航海技术的局限,早期的古代航海,都是以目击物为航行参照物,傍岸航行或通过岛与岛之间的推进,连接成整个航线。而"登州海道",通过无数个岛屿连接,然后到达辽东半岛,并沿着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到达朝鲜和日本,北美地区,则是继续沿岸北上,通过白令海峡到达阿拉斯加。这条航线,也是中国当时唯一适合航海的线路。其他的跨洋线路只是后来的事情。二是历代帝王寻仙,客观上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三是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使登州航海业达到了兴盛。四是宋明清的海上军事防御的需要。在拉动登州古港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军事需求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长达3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登州古港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水师基地。隋唐两代,出征高丽(朝鲜)达10余次, 每次征高丽的水军都是以登州古港为出海口,经登州海道进发朝鲜半岛。
  
  精武精神 蓬莱之魂
  --"品读历史,传承文化"系列报道之精武文化
  【摘自《今日蓬莱》】
  特殊的地理、军事地位,名扬四海的军事家,一个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军事事件,赋予了蓬莱深厚的精武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蓬莱的精武文化成为激励历代爱国志士的精神力量。
独特的军事地位
  蓬莱地理位置特殊,守卫着京津的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曾经设立了登州镇(古代军事组织)、登州卫和登州水师营等军事机构,是当时北方中国海上用兵的战略要地。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朝鲜发兵院落东部都尉涉河,汉武帝派兵5万,由蓬莱出发征伐,开辟了中国海上用兵的先河。
  三国时期魏帝曹睿(音同"瑞")派司马懿征伐辽隧(今辽宁兴城),也是由蓬莱出发。到了唐代,全国兴起了"登、泉、扬、明"四大口岸,登州成了当时东渡朝鲜、日本的重要通道。这时期,先后征伐高丽十多次,运兵运粮多由登州港出发。北宋年间,登州一带成为海疆前哨和海防重镇。据苏轼《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说,北宋景德年间,这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宋庆历二年(1042),在蓬莱建停泊战船的刀鱼寨(今水城),成为中国北方最早的水军基地。明朝初期,山东海疆防卫重点是登州、莱州二府。朱元璋对此特别重视,特意调整行政区划,以适应抗倭的需要。朱元璋说:"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洪武九年(1376年)改登州为府,设7卫、7千户所。明朝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在刀鱼寨的基础上,又建起了码头和土城墙,增设军事设施,称为"备倭城",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又在土城城墙内外加砌砖石,东西北加筑了3处敌台,便成了现在的"水城"规模。
  水城西凭丹崖形势险峻,负山控海,东南有改道的画河绕城入海,形成天然的护城河,还有水门、防浪堤、平浪台、码头、灯塔、城墙、敌台、炮台等海港建筑和防御性建筑,形成了严密的海上防御体系,成为中国最大的海上古军事要塞。这些历史和古迹,承载了精武文化的精髓。
名扬四海的军事家
  戚继光、吴佩孚、田横、蓬莱历史上具有影响的军事家大有人在,他们的军事思想、理论以及战功,成为蓬莱精武文化之魂。
      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是把蓬莱精武文化发扬光大的第一人。戚继光少年时代在蓬莱读私塾,学文习武,17岁世袭世职,21岁中举,26岁署都指挥佥事,坐镇水城,总督山东备倭。28岁时,奉调浙江任都司佥书,创建"戚家军",前后12年,镇守福建、浙江、广东、江西等省,大小百余战,平定了我国东南沿海长达数百年的倭患。1568年,奉命北调,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务,节制四镇,镇守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的长达2000里的防线,我国现存的长城主要就是明长城,就是戚继光主持修建的。他官至少保,兼太子少保。万历十五年(1588)病逝于蓬莱故里,谥"武毅"。戚继光被称为文武兼备的"儒将",一生40多年军旅生涯,大小百战,一直保持全胜,纵观中国历史,找不出第二人。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和《止止堂集》等书,其中《纪效新书》、《练兵纪实》被收录《四库全书》,均位列中国古代十大兵书。先后有71个刊本和手抄本,几百年来,平均每五年就重刊一次,这在中国古代兵书中是极为罕见的。戚继光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是一名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练兵、练将之道和制胜之策,自成系统,严谨、精妙、博大精深,为历代兵家所推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明万历年间至清末,戚继光的军事思想一直是中国军事理论的主流思想,处于主导地位。万历中期,他的两部兵书传入朝鲜,朝鲜曾在清代康熙六年下发两书,令全国将士研习,并按照兵书训练军队。在日本,戚继光兵书也六次被翻印。在美国,西点军校至今仍把《练兵实纪》内容列为教材,一些跨国集团也将戚继光的兵书做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可以看出,戚继光的军事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外,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一代枭雄吴佩孚,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虽然是"二七惨案"的制造者,但其在民族大义面前表现出的威武不屈的民族正气和爱国情怀,赢得了广泛赞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 吴佩孚信奉"四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积私财、不纳妾;讲气节,拒当汉奸。"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吴佩孚以"日本人从中国撤军"为条件相拒绝,表示"誓与国家生存同其命运",并在所赋《满江红》中说:"何日奉命提劲旅,一战恢复旧山河"。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表示,日方可资助吴"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做到这一点,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有很大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影响。由于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做为他的同乡,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以与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董必武在《日本企图搬新傀儡》一书中指出,吴佩孚作为军阀,"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难能可贵。"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暴卒于北平。吴佩孚素有"儒将"之称,遗著有《春秋正识证释》、《易箴》、《大丈夫论》、《日食参考说》等。
  除了这些,还有齐王田横及500壮士、梁山八大好汉(梁山108将祖籍登州的有: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铁叫子乐和、病尉迟孙立、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出云龙邹渊、独角龙邹润)、甲午抗日名将宋庆,以及爱国将领于学忠等,都为蓬莱的精武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
  在蓬莱还,曾发生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两次重大事件,极大地丰富了精武文化的内涵。
  登州抗倭事件。自元末明初开始,日本的一些武士、浪人、不法奸商和生活无着落的贫民开始在海上抢掠过往船只,逐渐发展到骚扰中国沿海,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被称为倭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登州的外患。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倭寇入登州,宋将刘暹击败之"。这是关于登州抗倭的最早记载。明代,倭寇多次在登州沿海的活动,有案可查的共13次。永乐四年(1406年)十月,"倭扰沙门岛"。"倭寇威海卫,指挥扈宁力守三日,都督统兵来援,始退。"
  永乐十四年(1416年),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卫之杨村岛,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合山东都司兵击之。
  为应对日益紧张的抗倭局势,明王朝相继采取措施,加强海防,在此修建备倭城,创建了一个颇具规模、可攻可守的海上要塞,修建了城寨、烽火台、碉堡等军事设施,构成较为完整的海防体系。登州军民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抗倭斗争。
  万历二十二年(1592年)四月,日本的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王辰战争"。朝鲜向明政府请求支援。明政府随即做出了"援朝抗日"的决定,在长达7年的战争中,登州再次成为海防要塞,是明军的集结地、出发地和后勤保障基地。
  登州军政府成立。登州军政府是辛亥革命者建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现代政权。1912年1月,蓬莱籍同盟会会员孙丹林率领革命军乘船渡过渤海海峡,在蓬莱同盟会员的配合下,一举攻占蓬莱城,废除了登州府,成立登州军政府。登州军政府的建立,加速了封建王朝的分崩离析,并成为清朝灭亡的重要推动事件。
  和平乐章 唱响仙境
  --"品读历史,传承文化"系列报道之和平文化
  【摘自《今日蓬莱》】
  蓬莱的文化,是与和平有着很深渊源的文化。
  蓬莱的神仙文化、港口文化、精武文化、海洋文化、开放文化的本身,都蕴含着丰富的和平文化的元素,和平文化正是以这五种文化为根基而发扬传播开来的。
  回顾蓬莱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蓬莱具有中国其它城市所不具备的丰富的和平文化积淀,蓬莱的和平文化也因有了这些丰厚的历史积累显得更加厚重......
  蓬莱百姓愿和平
  蓬莱阁主阁后壁上写有"海不扬波"4个字,细看这气势雄伟的字体,你会发现那"不"字明显是后来补上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介绍,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山东巡抚托浑布兼办海防。有一天,当他登上蓬莱阁时,望着广阔无际的大海,触景生情,挥笔写下了"海不扬波"4个字,表达了他希望万里海疆平安无事的心情。哪知道,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了,战火蔓延至蓬莱。1895年1月18日,日舰炮击蓬莱,一发炮弹(碰巧是哑弹)击中了"不"字,于是"海不扬波"成了"海扬波"。这启发了后人:没有富强的国家和强大的海防,海不扬波的愿望始终是个幻想。
  蓬莱的历史,是一个因和平而繁荣,因战乱而萧条的历史。历史上,蓬莱历经多次战乱,但和平繁荣的时期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先秦时期,蓬莱一直都是一个十分富庶的地方,常年没有战乱。就是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期,蓬莱由于地处东夷,也躲避了不少战乱。进入隋唐时期后,由于国家进入盛世,外忧内患基本消除,因此,蓬莱依附着北方第一大港--登州港,在和平盛世中安享太平。然而,到了宋、明时期,由于国力衰落,中国与国外关系恶化,当时包括高丽、日本等周边国家屡屡侵犯中国。1041年,宋王朝为了抵御外敌,实行了"海禁"政策,并在登州建立了"刀鱼寨",登州港由经济港变成了军事港,蓬莱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而逐步走向下坡路。一直到上世纪初,蓬莱仍然战乱不断。
  回顾蓬莱的历史,和则兴,成为北方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战则衰,作为军事前沿,失去了自明朝初期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后发展的历次机遇,蓬莱的经济也因此夭折于历次战乱中。因此,蓬莱百姓从古至今,亲眼目睹了蓬莱的兴盛衰败,对和平也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
戚将谋略卫和平
  提起和平,不得不提到的是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他除了抗击倭寇的卓越功勋外,还主持修筑了明长城,对维护国家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568年,戚继光奉调北方后,便深入塞上巡视考察,他看到守城军队不会打仗,军纪涣散,又看到长城城墙很多都是用土筑成的,单薄矮小,并缺少碉堡、墩台等,因此,他一手抓练兵,一手抓筑台、筑城。他在《练兵实纪杂集》中写道:"嘉靖以来,边城一直在不断增修,但低薄倾圮,间有砖石小台,与墙各峙,互不相救"。他认为,要加强京畿防务,就应改建长城和增修敌台。
  戚继光上书建议获得批准后,便主持对旧长城加高加宽,并新建骑墙空心敌台3000座,以利士兵守卫敌台,增强防卫。他的筑城筑台规则为:随地置形,边墙多就外险。并采取分片包干,赏罚分明的管理措施,工程进展又快又好。经过5年努力,"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结"。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防务,他重新修筑东起山海关,西迄居庸关长达2000里的长城。著名的八达岭、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的复线城墙、敌台,以及山海关、雁门关等地的长城设施,都是经过戚继光亲自设计并主持修复的,明长城的修复,使北京形成固若金汤之势。戚继光总理修筑长城16年,成就卓著,保卫了北京及北方广大地区的安宁。由他主持改建修筑的雄伟长城,至今巍然屹立于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中,为我们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世界第七大奇迹。
  戚继光是中国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功勋最为卓著的军事家,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民族英雄。他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不仅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和平思想的真实写照。在他身上,承载了非常深厚的和平文化精髓。
道家思想播和平
  丘处机是道家和平思想的倡导者。在中国历史上,从元太祖成吉思汗开始,至后代许多君王,都受到丘处机和平思想的影响,而这种思想也随着丘处机的足迹传到了蓬莱。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丘处机自幼失去双亲,尝遍人间辛苦。童年时即向往修炼成"仙"。19岁时,丘处机独自去昆嵛山烟霞洞修行。翌年9月,闻陕西终南山道士王重阳至宁海州传道,遂下山拜其为师,成为王重阳的弟子。
  丘处机60岁后曾两访崂山,足迹遍及青州、登州、莱州等地,并在蓬莱的大辛店镇修炼隐居,丘山也就因此而得名。在1219年冬,74岁高龄的丘处机应成吉思汗的邀请,携弟子18人,历时3年,行程万里,到达西域大雪山,见到成吉思汗后,他进言:"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一统天下,须敬天爱民。",力劝成吉思汗"戒杀",深得成吉思汗赞赏,被成吉思汗尊为"神仙"、"太宗师"。
  在丘处机的影响下,成吉思汗下令"止杀"。对此,史学界是这样评价的:丘处机以超常的见识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动成吉思汗,止杀救民,积无量功德。
  1224年(元太祖十九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成吉思汗的圣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长观(今白云观)。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人,并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针对宗教间的相互排斥争斗,丘处机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为当时社会政局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丘处机的声誉也登峰造极。
  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在说到丘处机为和平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时候,是这样评价的:"以宗教的社会安定功能而言,丘处机不仅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人",体现了"仁爱无私、尊道贵德、包容通和、坚毅忠勇"的高尚品质。
妈祖文化颂和平
  妈祖作为"和平女神",受到亿万民众的信仰和尊崇,妈祖庙更是遍布世界各地。蓬莱阁天后宫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妈祖庙宇之一,也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妈祖(天后)庙宇。
  妈祖姓林名默,福建莆田湄洲湾贤良港人,生于960年,卒于987年,死后被封为神女、尊称为"和平女神"。
  历史上从"夫人"、"天后"到"天上圣母",历代帝王曾经41次禅封封号给妈祖。千百年来,妈祖先是成为民间的祭祀对象,后又成为国家祭典的对象。后人总结了妈祖精神:热爱劳动、热爱人民、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
  自宋朝以来,由于登州是北方第一大港,而妈祖文化又是通过海路在登州登陆的,登州已经因此成为北方地区妈祖文化传播的中心。由于登州海道的便利航海条件和蓬莱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妈祖文化以登州为根据地,沿海上交通线,经历了渤海海峡、进入东北和华北北部,再沿朝鲜半岛进入朝鲜和日本等东北亚国家,最终北上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洲地区。因此,妈祖不仅成为海峡两岸共同供奉的女神,也是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北美很多国家和地区共同供奉的女神。
    
  开放蓬莱 有容乃大
  --"品读历史,传承文化"系列报道之开放文化
  【摘自《今日蓬莱》:蓬莱文化研究会提供】
A起源,源远流长
  蓬莱的开放文化,也就是开埠文化,以海上丝绸之路、遣唐使和国外使者的活动及教会大学为代表,兴盛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但蓬莱作为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交汇点,应该追溯到远古。
  早在新石器时代,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局限,中国唯一能够进行航海的只有登州海道,因此,蓬莱在中外交流上,自然而然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据点。在中国古代中外经济和文化交往上,通过海上进行交流的,蓬莱是开了先河的地方,是源头。夏商周时期,尤其是周朝,随着航海工具和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蓬莱就成为"于越献舟"和"倭人贡畅"必经口岸。从日韩等国出土的文物可知,当时胶东半岛丝织品已经传播到境外,而这种传播,就是通过登州海道进行的。
  蓬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是最早的起点。秦皇汉武时期,随着以登州港为起点至朝鲜、日本航线的形成,蓬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日本、朝鲜使臣登陆点和居住点,已经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根据地,在中外交往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徐福东渡事件最能够体现蓬莱开放文化的厚重历史,在日本,徐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徐福东渡之前,日本还是一个很原始落后的地方,徐福到达后,中国文化和生产技术得以传播,改变了日本的历史。徐福东渡日本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不仅带去了养蚕纺织术,而且还有农耕、冶炼、医药、建筑、货币、宗教、文字、武术等先进技术以及秦朝高度发展的造船、航海技术和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使日本列岛徘徊了数千年之久的绳纹时代迅速进化到弥生时代,所以世世代代的日本人把徐福当"神"来祭祀,奉为"农耕神"、"纺织神"、"医药神",称之为"弥生文化的旗手"。日本金立山神社有50年一次的"徐福大祭",新宫市、熊野市有"徐福万灯祭"、"花火大会",这些都表明了徐福以及徐福东渡事件对日本的深远影响。
  徐福开创了中日友好之源,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航海家、探险家,也是中国早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者。
B兴盛,影响深远
  蓬莱开放的第一个兴盛期是汉代,随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蓬莱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汉代时是与泉州齐名的中国最为开放的城市。蓬莱开放的第二个兴盛期是隋唐时期。隋唐时期,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日益广泛。唐朝,登州港成为唐王朝与日本交流的基地港。遣唐使登陆后,下榻在蓬莱的著名古刹开元寺内。当时,每个遣唐使团登陆后,先是向登州府报告,然后由官府通过驿站,报告朝廷,得到批准后,再通过驿站传旨到登州,然后由登州签发令牌,沿途各州府以登州的令牌为依据,为使节提供食宿和安全保障。从到达到返回,要历经漫长的等待,这期间,蓬莱居住了大量的国外使节和船工,长达几百年的时间,一直是中国与外国人员交流最为密切的城市。宋、明以及清朝中前期,由于外患,蓬莱成为军事要塞,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地位逐步被南方取代,但数以千计的军队驻扎和军事调动,也使蓬莱与外界的接触更广泛,文化更多元。
  蓬莱开放的第三个兴盛期是鸦片战争后的十九世纪后半叶。虽然1852年的《天津条约》开埠的是蓬莱,但由于英国人认为蓬莱港口条件不如烟台,最后开埠烟台,但作为登州府所在地,蓬莱在当时胶东半岛,仍然是政治和文化中心。鸦片战争后,国外文化通过传教士向中国大量传播,登州成为当时国外传教士的重要据点。1861年,美国基督教南浸信会传教士海雅西,在蓬莱创办了登州浸信会,于登州城的北街观音堂建立了教堂,这也是美国在华北建立的第一所教堂。1872年,美国传教士高配第夫妇,于蓬莱画河西侧建基督教堂,当时称为"登州圣会堂"。在登州圣会堂传教的人中,以慕拉第女士在国际宗教界最为知名,慕拉第是美国基督教组织派往国外的第一位女传教士,在登州居住长达38年。美国传教士于1864年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启喑学堂"。"登州文会馆"的建立,使蓬莱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
C发展,放飞梦想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登州古港的繁荣昌盛,映射出仙境人民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胸怀与气度。近年来,凭借海洋资源、区位、产业和生态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蓬莱逐步从海防重镇演变为对外开放前沿,逐步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海滨城市。
  自秦到汉至唐,蓬莱一直是东渡韩国、日本的三大出海口之一。时至今日,"蓬莱造"已经遍布世界六大洲,出口市场由欧美、日本、香港扩展到非洲、欧盟、东盟、巴西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蓬莱以开放文化为基础,结合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葡萄、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立足于"世界七大葡萄海岸之一"的产区优势和优越种植条件,进一步强化与其它六大葡萄海岸的沟通和交流,把葡萄及葡萄酒产业作为"富民强市"的突破口,精心规划建设18公里"葡萄观光长廊",全力打造"中国葡萄酒名城"。先后引进总投资达13亿元的中粮长城、新天国际等16个葡萄酒项目,成为中国葡萄酒企业聚集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葡萄酒文化积淀最深的区域。又以和平和开放文化为基础,结合国内外形势,精心打造"人间仙境、和平圣城"。坚持秉承蓬莱千年和平文化和开放文化传统,精心打造"人间仙境、和平圣城"城市品牌。自2000年始,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蓬莱市承办,先后成功举办了9届中国蓬莱"和平颂"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累计50多个国家的客人、数十万群众参加盛会,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美国前总统布什等政要为盛典题词祝贺。"和平颂"盛典的举办,丰富了蓬莱的和平文化、开放文化内涵,增强了蓬莱的世界知名度和影响力。
  蓬莱的开放文化,远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近一直到近代,蓬莱一直是中国中外交流最广泛,开放程度最高的地方。可以说,蓬莱是因港而兴盛,因开放而繁荣,蓬莱历史,也是一个开放的历史。开放文化是蓬莱人民亲和力和包容性的充分体现。
  
  
  文化蓬莱人才辈出
  --"品读历史,传承文化"系列报道之蓬莱历史上的人物
  【摘自《今日蓬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如果说,仙境因为神话传说而诞生、名传天下,一个个曾在蓬莱奋斗过以及生出这里、生长于这里的知名人士则是真正的"神仙"。翻开仙境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文学大家、民族英雄的身影。人才辈出的蓬莱因为他们而更加闪耀。
他们留史于仙境
  在蓬莱的历史上,有许多知名人士曾在此作官。他们用高尚的情操、爱民亲民之心影响着古时的蓬莱人,而蓬莱人也用质朴和善良感染着他们。
  五日知州苏轼(1037-1101):字子瞻,别号东坡居士。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北宋元丰八年五月,他在遭受朝中新党残酷打击迫害,谪居黄州五年后被朝廷重新起用,复朝奉郞,起知登州军州事。当年十月十五日,又接到朝廷诏书召回京。但就在这短短的时光里,他却以非凡的诗人天才和忧国忧民的崇高精神,与登州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山东沿海一带地瘠民贫,北宋后期,商贾不至。灶户以煮盐为主。百姓赖灶户食盐。按照当时的榷盐政策,灶户所产之盐,只能卖给官家,再由官家卖给百姓,买低卖高。结果灶户纷纷破产逃走他乡,而百姓日常食用又买不起。苏轼到任了解到情况后,立即写下了《乞罢登莱榷盐状》,指出了利害,建议罢除登莱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其税。这篇奏状很快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免除了百姓的榷盐之苦。这一政策在登州一带一直沿用到清。苏轼的职务是知登州军州事,军政双管。来登州后,他深入兵营,视察海防,对登州百余年的防卫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了解于胸,然后写了《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详细分析了登州在宋代国防中的重要战略地位,陈述了自己关于加强登州武备的建议,上奏朝廷。作为一代文宗,苏轼在登州短短五日,却留下了十多篇诗文佳作,表达出对当地风土人情和神话传说的眷恋和神往。其中,《海市诗》堪称千古绝唱,独领风骚,为蓬莱仙境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郡守朱处约:《登州府志》中载:"朱处约,司封员外郎,嘉右五年任"。郡守朱处约在登州任上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丹崖山上建筑起一座凌空欲飞的蓬莱阁,并留下了一篇十分耐人寻味的《蓬莱阁记》。他在《蓬莱阁记》中开宗明议地宣称"三神山"之说"难以取信"。他本人不受其感,但接下来却委婉地说自己"治邦逾年"而"五谷登成",都是海神的恩赐。因此,他要为海神重修庙宇。初看起来,朱处约似乎"是神"而"非仙",细读下去不难发现他只是耍了一点心计:不触犯他治下的渔民的信仰,极其策略地逐龙王宫西偏,在丹崖极顶建起了高阁,"将为州人游览之所"。最后他公然申明"此治世之蓬莱也","不知神仙之蓬莱"。看来,朱处约是重观览而轻神仙的。明时守臣陈钟盛对朱处约造阁的动机说得很明白。他说朱处约是要"以形破影,以迹蹈空,使登此阁者悟蓬莱亦如此阁,不必更从阁外觅蓬莱耶"。
他们添彩于仙境
  戚继光、宋庆......他们从蓬莱走出去,值得每一个蓬莱人引以为傲;他们用蓬莱人开拓奋进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厚的一笔,为仙境添彩。
  民族英雄戚继光(1525-16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祖籍东牟。他的六世祖戚祥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明政府追念咸祥的功劳,封他的儿子戚斌为明戚将军,戚家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在登州(蓬莱)定居。戚继光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抗倭民族英雄、军事家。他出身累代武将门第,从小受家庭影响,树立了保国安民、抵御外侮的思想,并逐步掌握了军事知识,学到了带兵打仗的本领。嘉靖二十三年(1544),他的父亲戚景通病故,年仅10岁的戚继光便继任登州卫指挥佥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3营及25所,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嘉靖二十九年(1550),戚继光到北京参加武举会试,恰逢"庚戌之变":北方鞑靼的骑兵,在俺答汗的率领下南侵,突破长城的古北口,危及北京。朝廷命令进京会试的武举参加守城。戚继光被委任为总旗牌官,督守京师九门,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华。嘉靖三十二年(1553),戚继光晋升为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守卫山东半岛,抵御倭寇入侵。明代倭寇为害甚烈。山东及东南沿海倭寇猖獗。倭寇勾结中国的官僚地主和奸商参加倭寇的海盗活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巨大损失。戚缝光上任后,一面率部与倭寇作战,一面加固卫所。整训军队。当时戚继光年仅26岁,有的部下欺他年轻,瞧不起他,不服约束。一次,在他部下任职的舅舅自恃长辈身份,公然违抗命令。戚继光毅然处罚了他的舅舅,树立了军威。事后,他又以"兵众而不知律,必为倭寇所乘"的道理,说服了他的舅舅。经过整顿,山东沿海防倭能力加强,倭寇轻易不敢来山东骚扰。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固遭奸人谗言,被调镇守广东。他上疏请求引退,又遭奸人弹劫,被罢官守俸。万历十三年(1585),他辞职回家养病。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刊八日(1688年1月5日)在蓬莱忧病而逝。戚继光在军事上,对练兵、治械、阵图均有创见,著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军事著作。其《止止堂集》载有诗歌200多首、近百篇文稿,抒发了爱国情感,记录了其军旅生活。如今蓬莱城内的戚家"父子总督坊"和"母于节孝坊",是清廷为表彰戚继光及其一家而修建的,"戚武毅公祠"也已整修开放;在旅游胜地蓬莱阁,还树有戚继光巨幅塑像,是蓬莱市人民政府为纪念戚继光而塑造的,前往瞻仰的人络绎不绝。
  甲午抗日将领宋庆:宋庆(1820-1902),字祝三,蓬莱泊子宋家人,为清末名臣。作为朝廷官员,他既有镇压农民军为统治者效力的一面,也有抵御外侮维护国家尊严的一面。就其后者而言,他不愧为一位功垂青史的爱国将领。宋庆自幼家贫,32岁投奔在安徽毫州做官的同乡宫国勋为奴,后从军。1860年晋升为总兵,赐毅勇巴图鲁称号。1867年,赏穿黄马褂,换格洪巴图鲁称号。翌年,旨授湖南提督。1872年,改授四川提督。1882年,清政府决定加强海防,命宋庆率毅军驻旅顺口。旅顺口陆路炮台多为宋庆所筑。宋庆筑旅顺口12年,为巩固海防,训练士卒,修筑工事,竭尽心力,当时被称为"诸军之冠"。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抽调宋庆部毅军四营,由分统总兵马玉昆率领,赴援平襄。降旨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带所部各营驻扎九连城,一则加强鸭绿江江防,一则为平壤诸军后援。此时宋庆已75岁,被称为白发将军。他在清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参战,率部参与了辽东、辽南的历次战役,还在感王寨、大平山、田庄台三战中亲临前经,短衣帕首,奔驰于冰雪中,与士卒同甘共苦。光绪二十八年,宋庆病逝军中,终年83岁,谥"忠勤",归葬于蓬莱城东南杏山。
  民族实业家丛良弼:丛良弼(1868-1945),号庭梦,道号良悟,安香丛家村人。他出生于农民家族,青年时代先后在烟台、上海等地"东顺泰"商号为店员。因勤于事业又精明诚人,被派往日本大阪川口九十六番"东顺泰"任资方代理人,负责收购火柴往中国贩运。当时国内火柴主要依赖进口。丛良弼深为中国工业落后而感到痛心。他考察了日本的实业状况,发起组织北帮商会公所,并出任董事。大阪中华商务总会成立后,他被推选为总理。1912年,民国初建,政府以"振兴中华,实业救国"为名,召集海外侨胞共商国是。丛良弼以旅日华侨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会议,深受启迪。1913年,他凭借对火柴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资料的长期积累,在济南投资20万元创建振业火柴有限公司,生产硫化磷火柴。"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抵制日货日益高涨,"振业"火柴先后出现先交款后付货,供不应求的局面。1920年和1928年,丛良弼投资60万元,先后在济宁、青岛增设分厂,所产火柴除行销国内市场外,还出口。至此,振业火柴公司生产规模之大,资金之雄厚,工艺之先进,市场之广阔,均为国内各生产厂家之冠。经与"丹华"、"华北"等国内火柴生产厂家共同努力,结束了日本、瑞典火柴垄断市场的局面,国家和人民深受其益。在经营火柴工业的同时,丛良弼于1923年前后于潍县创办了裕鲁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于青岛创办了胶厂、制干厂、三合板厂。创业伊始就规定不准外国人入股,购置设备也尽量立足于国内。"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青岛,多次邀请他出任青岛市市长和商会会长,均被严词拒绝。1945年,丛良弼病逝于青岛,终年77岁。
  一代枭雄吴佩孚:字子玉,蓬莱城里人,北洋军阀首领。6岁被送到私塾就读,1896年中秀才。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1920年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击败皖系,权倾中央。1922年4月底至6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48岁的吴佩孚任直军总司令,使张作霖12万人的奉军败北山海关外。赫赫武功让吴佩孚声名鹊起。这个有着"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额,鼻相很好"的直系军阀被当着"中国最强者",于 1924年9月8日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是时,吴佩孚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其势力影响着大半个中国。人们普遍看好吴佩孚的前途,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甚至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1939年吴佩孚患牙病高烧不退,日本牙医受命于土肥原谋杀吴佩孚,吴在牙医刀下当场身亡。时年65岁。国民党政府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
  忠贞爱国的翁曾坤:字琴生,祖居长山岛,明末定居蓬莱。13岁时,与吴佩孚是同学,同场考中秀才,翁曾坤名列第一。1906年,经蔡元培介绍,翁曾坤受聘于吉林省参谋处,奉命赴外兴据史提出抗议,沙俄边吏遂将他掳去囚于庙街。他坚守民族气节,忠贞不屈。他忆起汉之苏武,出使凶奴,被囚于北海牧羊,心存汉朝社稷,死不向敌人低头,便有感而发写出了《苏武牧羊》一词,借以自勉。后经交涉,他始得回国,却以惹起外交事端为由,于1910年被押解回了原籍,他气愤至极,遂精神失常。1922年,吴佩孚将正在烟台教书的翁曾坤邀去任直鲁豫巡阅使公署参谋处教官。1923年,吴佩孚五十寿辰,属下为其庆寿,吴以国家有内患而拒绝。当时曹锟阴谋贿选总统,力主为吴作寿。吴为难而问翁曾坤。翁说:"内部割剧,外要公管,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休养生息富国强兵为上。"吴亦深感以为然。但曹对吴有知遇之恩,面子难驳,最后勉强为之。在曹举行的庆寿会上,有人献来寿歌寿词,尽皆阿谀逢迎之语,俗气十足。吴看后一气之下撕个粉碎,即对翁说:"看来,歌是要唱的,你考虑一下吧。"翁即以《苏武牧羊》一词送吴。吴认为歌词具有爱国精神,赞许备至,当即命军乐队谱曲教唱,在全国传唱一时。
  同盟会蓬莱第一人孙丹林:孙丹林(1886-1971),字汉尘,蓬莱城里人。1904年,考入山东大学。1905年由徐镜心介绍加入同盟会。此后,以蓬莱城里华提士药房为活动中心和联络点,传播革命思想,先后发展同盟会会员20余人。1911年,他遵照同盟会山东支部指示,组织蓬莱同盟会员进行攻打登州的内应工作。1912年1月11日,他亲赴大连,带领革命军乘船渡海,于15日凌晨在蓬莱水城登陆。在蓬莱同盟会员的配合下,一举攻占了蓬莱城,成立了登州军政府。孙丹林任军政府总秘书长兼军事参谋。登州军政府被袁世凯解散后,调任高苑知县。
  1923年,孙丹林因丧母脱离政界,后任上海市中国兴业银行总经理。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邀孙任职,孙托辞推却。1943年,去重庆,蒋介石委以国民政府顾问之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丹林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高级馆员。
  另外,蓬莱历史上还有许多爱国人士,如爱国将领于学忠,抗日英雄汪雅臣等,为中国的解放奉献出了生命。
他们文舞于仙境
  教育家、作家、物理学家,从蓬莱走出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颇有名望的文人雅士,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闯出了一片天,更为仙境披上了文化外衣。
  现代教育家、作家杨振声(1890-1956):字今甫,笔名希声,蓬莱水城人。他少时在蓬莱读书,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受《新青年》影响,心中生出了"叛逆的种子"。1918年与进步青年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任编辑部主任。他参加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他曾是学生联合会四名代表之一,到警察总署抗议,与反运警察总监吴炳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被逮捕关押了一个星期。191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专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投身于教育事业,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青岛大学校长。1933年,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同时,与沈从文合作编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后任西南联大叙永公校主任、中文系教授。1964年负责北京大学北迁筹备工作,并任教授。同年与沈从文、冯至合作编《现代文录》,主编《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新中国成立后,仍任教于北京大学,兼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1952年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史主任,当选为吉林省人大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长春分社委员。1956年病逝于北京。
  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1913-2000):蓬莱大葛家村人。金属物理学家。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葛庭燧年少时在本村小学读书,后考入省立八中。1927年到北平求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院读研究生,并任助教,194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应邀赴昆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员。他主要从事固体内耗和光谱学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固体内耗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他创制了用于低频内耗测量的扭摆,证明了金属内粒间界的黏滞性质,提出了晶粒间界的黏滞滑动模型,并且发现了表现反常振幅效应的反常内耗现象,突破了经典内耗理论的框架。1945年他发明了测试金属内耗的装置,被国际科学界称为"葛氏扭摆"。他于1989年获得了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领域的国际最高奖励--内耗与超声衰减国际奖。1955年,荣获美国TMS学会颁发的梅尔奖,是亚洲科学家首次获得这一殊荣。
  著名作家杨朔(1910-1968):原名杨毓晋,字莹叔,蓬莱城里人。杨朔幼承家教,7岁入学读书,四五年级时已写了一手好文章。1927年去哈尔滨太古洋行做练习生,业余攻读英语,研习中国古典诗文,曾在《国际协报》、《五日画报》发表旧体诗。1937年,他赴上海太古洋行工作,期间筹资办北雁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北伐》等进步书籍。"七·七"事变后,他辞去太古洋行的工作,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同年9月去武汉,与友人合资筹办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和《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副刊。同年末赴延安,写了许多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优秀作品。建国后,他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1959年,他应邀在蓬莱阁上为家乡文化界人士作了创作报告,以后又写下了描写家乡胜境的《蓬莱仙境》、《海市》等散文,表达出对故乡山水和故乡人民的眷恋、热爱之情。
  
  史韵蓬莱处处是景
  --"品读历史,传承文化"系列报道之蓬莱历史上的古迹
  【摘自《今日蓬莱》】
  2100多年的悠久历史赋予蓬莱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神话传说,更有一个个历史古迹在述说着仙境人的智慧。走访仙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感受到的是史韵蓬莱散发出的浓浓香气。
  仙境最美是仙阁
  提起蓬莱,人人都会想起蓬莱阁。它是蓬莱的标志之一,是仙境最美的风景,也是古人留给仙境人的最大财富。
  蓬莱阁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海边的丹崖山上。丹崖山通体赭红,拔海而起,阁高水阔,朱碧辉映,气势雄伟,景色独具。
  蓬莱阁是在北宋时由原来的龙王宫西移建设的。经过多次附建和增修,渐成今日的规模,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由天后宫、龙王宫、蓬莱阁、吕祖殿、三清殿、弥陀寺6个单体和附属建筑组成了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面积近2万平方米,建筑群中楼台殿阁分布得宜,寺庙园林交相辉映,各因地势,飞檐列栋,烟斜雾横,山丹海碧,独有千秋。蓬莱阁是历代文人荟萃之地,他们留下的碑刻匾联琳琅满目。这些文化瑰宝为山海增色,为仙阁添彩。蓬莱阁保存的历代文物十分丰富,为中外游人赞叹。
  名人故里添风韵
  戚继光故里坐落在原登州府城中心地带,北边靠近府署衙门,南面是府学,东面有鼓楼和基督教堂,西边有马神庙和关帝庙。戚继光故里总面积1.9万平方米,包括戚家牌坊、戚继光兵器馆、戚府、戚家祠堂等。戚家牌坊是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共两座,分别立于牌坊街东西两端,东为"母子节孝"坊,西为"父子总督"坊,均建于明嘉靖四十四年。两座牌坊均系四柱、三间、五楼、三檐多脊石雕坊,由花岗岩雕凿而成。坊高9.5米,宽8.3米,巍峨挺拔,气势雄伟。"母子节孝"坊是朝廷为褒扬戚继光的祖母和他的父亲而立。"父子总督"坊是朝廷为表彰戚继光和他父亲的功绩而建;戚继光兵器馆位于戚府对面,陈列了戚继光发明和改进的狼筅、镗钯、加刀棍、钩镰等兵器;戚府是上个世纪末按照明代建筑风格重修的;戚家祠堂是明崇祯八年,即戚继光去世后40多年,朝延为褒扬其功绩所建,赐额"表功",称"表功祠"。清康熙四十六年重修。祠为家庙式建筑,坐东朝西,有门房、过堂、正祠各3间,均为平檐硬山式砖石木结构。
  戚继光故里为仙境的历史文化增添了厚重的精武风韵。
  三滴水显现重要性
  说起振扬门,仙境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振扬门俗称"三滴水"。其来历还有一段故事。
  《说唐》第二回中说,杨林、窦建德回朝,在路中,忽报登州海寇作乱,上岸抢劫居民。杨林闻报,对窦建德说:"汝先回复旨,老夫亲往登州,剿压海寇。"遂领兵望登州而来。海寇闻知杨林兵到,不敢交战,各自散去,杨林扑了个空。杨林见登州人烟稀少,城池倒坏,杨林十分叹息,就上表奏闻,自愿镇守登州,叫军士召集民工,整治府库,修筑城垣,不到一年,把登州修得十分齐整。这和民间传说基本是一致的。杨林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弟弟,也是隋炀帝杨广的皇叔。传说杨林自从来登州后,这里的山山水水、风土民情深深地打动了他,眷恋着这方人间仙境,于是奏请皇帝恩准,在此久住,镇守登州。
  御旨一下,杨林赶紧张罗,组织军民百姓大兴土木,建造城池,新修的城池周长11华里,正方形,面积8平方里,城墙壁高3丈5尺,厚2丈,外砌砖石,内夯泥土,立有城门4座,门楼都是"三重檐",就是俗称的"三滴水"。这是只有皇家宫廷才有的规制,州、县、府衙只能盖两重檐,隋炀帝为表示对皇叔的荣宠,特许修建。
  砖城之外还建有瓮城,城门上建有4座庙宇以镇之,东有三义堂,西有观音堂,南门火德庙,北门真武庙。瓮城之外有护城河,宽2丈。
  宫室陵墓写历史
  蓬莱自古以来都是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因此,留下了许多宫室、陵墓,更印证了诸多历史。
  钟楼为明洪武十一年指挥谢观修建。钟楼上悬挂四面匾额,分别书写:东来紫气、西望瑶池、文峰耸翠、唤醒双城。鼓楼在府治东邻,与钟楼对峙,建在汉武帝望仙门遗址,清顺治六年,知府张尚贤重修,郡人王一骥记。鼓楼东、西各有牌匾一方,东书"望仙旧迹",西书"双教四达"。
  在蓬莱东南山区,有两个相邻村庄,叫仙人脚罗家和仙人脚李家。村名前冠以"仙人脚",是因为附近山坡岩石上有大大的似人脚印的印迹。传说这就是《史记》中所说的"大人迹"。当年汉武帝派大批方士寻找海上蓬莱山,求取长生不老仙丹,结果总是无功而返。方士们为了保住性命,偷偷在此山刻上"仙人脚",以便在骗局要被拆穿时留下后路,以证明此处确有神仙出没。
  鲧城,在城南30里处的羽山上,相传魏将田豫在此筑城御吴将周贺,以其地近殛鲧处而得名。
  抹直口,如今已经是我市的一处社区名。唐太宗命张亮伐高丽,泛海南还,舍舟登岸,而西曰"抹直去",后人因此命名。
  解宋寨,石头砌成,周长240丈,高2丈5尺,城墙宽1丈3尺,城墙上有楼铺5座,城南有一门。护城河宽1丈,深5尺。
  另外,还有宋李师中墓、明都御史任忠墓、明尚书陈其学墓、明少保戚继光墓、明赠光禄少卿张瑶墓、清尚书沙澄墓、清赠骠骑将军腾国祥墓和清少保宋庆墓。
  山川桥梁绘美景
  蓬莱有许多充满神话传说和典故的山川桥梁,成就了仙境的美。
  登州镇山密神山坐落在登州城南,又名"文峰顶",俗名"庙儿山"。1954年辟为革命烈士陵园后,更名为英雄山。密神山山巅有泰山行宫,俗称"南顶庙",又叫"老母庙",明嘉靖十六年,由知府王充修建。因庙中有一座塔,远望形同笔架,直对登州城,故而被奉为登州镇山。
  紫荆山位于今蓬莱一中附近,是一处依岭傍水的小山丘,原有一座紫金城,得名"紫金山"。又因山体呈紫色,并生长紫荆,所以冠名以"紫荆山"。紫荆山西连高地,东北傍海,东边紧靠金沙泉与画河河道。靠近城垣,可以俯瞰城中,被视为近城要害。1844年,山东巡抚托浑布在山顶督修围墙和防海炮台,炮台上还有瞭望台,可以布哨,对城池和西山口起到守护防御作用。
  金果山,在城东南50里,古名"金山"。山顶旧有文昌阁,山坡有药王庙、元君庙、蟠桃宫、文昌庙,三月三日当地人多在金果山赶庙会。明朝曾在此开采金矿,现仍有矿洞遗迹。
  画桥,为明永乐年间指挥使王宏建,道光二十年,知府诸镇重修。这座桥说来与道有缘,传说全真派祖师王重阳在金大定年间往来海上,曾在登州府城南的修真观落脚,城中有画桥,高峻难登,王重阳对众人道:"此桥逢河(何)必坏。"大家都以为是等到画河泛滥成灾的时候,一定会被河水冲垮的意思。大定二年,何邦彦任登州太守,嫌画桥往来不便,执意拆掉,重新改建,大家方才领悟了王重阳的话应验了,原来此"河"而是彼"何"。从此,登州百姓认定王重阳是真正的神仙下凡。
  迎仙桥,因离丹崖山的仙人洞很近而得名,俗称"赛画桥"。远在宋代,登州城里就盛传着"一目九仙"的传说。传说,有9个乞丐,只有一人一只眼好使,在前头带路,其余8人都是瞎子,跟在后面。白天,他们行乞于市,夜宿城西北的来宾桥下,常在闹市游荡,预兆灾祥,草鞋鞑仗,一路狂唱,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有一天,登州太守在桥上遇见了他们,他们不避让,径直凑上前去,大摇大摆地向太守出示了一纸文书。太守刚要呵斥,他们竟然化作一股清风倏然离去。太守定神一看,原来是一纸天书,上面写着一首预兆登州此后灾变的"踏路歌"。于是,此桥改名为"迎仙桥",后人称这9位为"一目九仙"。
  来宾桥,位于今大转盘附近,明代辽阳、金山、旅顺口运船皆于此处集结,故名"来宾桥"。前不久,在我市的市政工程中被发现,并被保护起来。
  
  海国风情滋润仙境
  --"品读历史,传承文化"系列报道之蓬莱的地方民俗
  【摘自《今日蓬莱》】
  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蓬莱,风土人情多姿多彩、别具一格,有着海国仙乡的韵致,慷慨大气,粗犷豪放,充分体现了登州古邑独具独特的地域风貌。
  蓬莱地处沿海,岁时习俗、节令陈规、市井风尚、乡间旧情,除了周边区域有些共同之处之外,最大的差异就是充满了大海的浓厚气息。
  海洋节庆
  天后宫庙会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浪里。"旧时操舟海上的渔民们随时都有被狂风恶浪吞噬的危险。人间极乏庇佑渔家的"广厦",海边的人们便把福祉安宁、生存死亡与神联系在一起。于是,渔民把龙王视为海神,纷纷建起龙王庙、龙王宫、龙王殿,顶礼膜拜,香火不断。宋朝以来,妈祖文化由南方传入胶东,迅速为民众所接受,登州成为北方地区妈祖文化传播中心。蓬莱天后宫始建于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是中国古代北方建造最早、规模最大的妈祖供奉地。丹崖山上唐时便有一根柱子架阁,称为"神工"。宋时改建两层,即东海龙王广德王庙。宋初福建莆田都巡检林源之女林默殁为海神,始封灵惠夫人,崇宁间赐庙,额曰灵祥,元代天历年间改额为"灵应",元统二年加封辅国,至正年间加封为"感应神妃"。清代康熙二十三年加封为"天后"。明清以来,她就取代了龙王的地位,独享了航海者的香火。在蓬莱阁上,天后宫一组建筑,分外富丽。进入山门,宽敞的院落中,两侧先是钟楼、鼓楼,过此正中有双层坐南朝北建筑为三面舞台,称为"戏楼",是演戏祭神的地方。戏楼两侧各有赭色巨石3尊,两两相对,蔚为壮观。清代大金石家阮元名为"三台石"。后来又名之"坤爻石"。与戏楼舞台相对为天后宫前殿,左右塑有守门神像。复前行有天后宫正殿、寝殿、鳞次而北。正殿塑有天后、侍女及诸海神神像。寝殿中有天后全身坐像,左右有卧室、卧具等。
  相传,正月十六是海神妈祖的生日,其实只是借了地方上"耍十五、闹十六"的习惯,把元宵节延长一天,再造一个高潮。"生日"之说不过是附会的"借口"。蓬莱百姓从宋朝开始把这一天当作节日庆祝,到天后宫进香膜拜,烧香敬神,求签许愿,唱戏酬神等,逐渐演变成"天后宫庙会",人们在专为她建的戏楼上献演戏剧、歌舞,给天后娘娘祝寿,祈保渔民平安,这一习俗至今已沿袭了900多年。如今,每到了正月十六,蓬莱人从四面八方赶往天后宫,各地农民组织戏班、秧歌队到蓬莱阁戏楼、广场上表演,届时蓬莱阁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渔灯节
  渔灯节是蓬莱沿海渔民的一个重大节日。渔民靠海为生,大海的风云变幻常常经渔民带来危险。而为了祈求平安,沿海渔民便供奉龙王、海神娘娘。每逢节日和出海捕鱼前,举行祭祀,鸣鞭炮,焚香烧纸,敲锣打鼓,祈求平安。每逢初一、十五,渔家女于海边为亲人祈祷祝福。每年正月十三是渔灯节,渔民纷纷到海边设供祭船,为龙王送渔灯,放鞭炮,并举行具有渔家特色的娱乐活动,以祈求出海平安和渔业丰收。
  渔灯多用现成的生日蜡烛,但沿袭旧时以萝卜、胡萝卜刻灯的旧习惯,生日蜡烛都插在萝卜,胡萝卜做成的底座上。它是从元宵节中分化出来的一个专属当地渔民的节日,具有鲜明的渔家特色。
  报海市、看海市
  古代,偶现于蓬莱城北海面的海市蜃楼,世称"登州海市",因难得一见,历为天下奇观,长期以来形成了遇海市争相传报、观赏的习俗。明代,蓬莱有"遇海市必击鼓报官"之俗。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崇祯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肖鱼小试,适门吏报海市。盖其俗,遇海市必击鼓报官也。肖率诸童子往观......"。
  海洋生产习俗
  排渔船
  排渔船实际是造渔船,由专门的"海木匠"来施工,工地不许女人走近,尤其不准孕妇走近。开工之日,先铺船底三块板,名为"铺志",要放鞭炮,念喜歌,宴请工匠;渔船造到船面,举行仪式,称"比量口",用红布包裹铜钱(俗称"太平钱")放入渔船底盘中间;最后的仪式名为"上梁面",安梁时,在船上做一个小洞,内放"太平钱",用红布覆盖,再用面梁压住。船下海前,船头扎上红色彩绸,挂上各色彩旗,一起吊,就开始放鞭炮,直至首航回来止。鞭炮部分点在舱里响,要崩掉舱里的邪气;部分燃在海里响,要驱散海里的邪气,以保证今后顺利航行。
  渔民每年开春就出海打鱼,出海要放鞭炮,村里男女老幼都到海边聚集欢送。船上作业,由多人合作集体完成,必须用组织和纪律维系,从而出现了明确而细密的分工。这种分工实际是明确责任,各尽其职,实际操作才有条不紊。船长是舵手,其他人要绝对听从船长的指挥,他掌握着渔情渔汛,决定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下网,一天的收获多少就决定在船长的经验和判断上。大副的职责是看稳车,伙夫专门做饭,其他人员管撒网收网等,各司其责。一旦渔船出现故障,又无法独立解决,需要其他船救助的情况下,就用船上的撑杆,高高地挑起油衣,来回晃动,这是在没有通讯工具情况下,渔民专用的求救信号。任何发现此信号的渔船,都会无条件火速过来救助,这是一种潜在的规约。
  渔民们最先在海上摇橹捕鱼,一切都靠体力。由于渔船的重量和渔获物的增多,越来越需要集体的力量,需要统一在一种劳动节奏中才能完成,渔民们用一种相适应的音乐节奏来统一步调,逐步产生了渔家号子,它实际是与海洋劳作共生的产物。
  新船下坞,船主择"黄道吉日",船头披彩,船桅挂红旗,设供品,点蜡烛,焚香纸,鸣鞭炮,行大礼。船主用朱砂笔为新船点睛、开光。高呼"波静风顺"、"百事大吉",送船入海。这是常年与大海打交道的渔民,对海洋喜怒无常的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束手无策,希望出海顺利,多捕鱼,相信给渔船装上眼睛,就能透视海底秘密,掌握鱼情动向,以满足渴望满舱而归的心愿。
  出海捕鱼前,举行祭祀,鸣鞭炮,焚香烧纸,敲锣打鼓,祈求平安。每逢初一、十五,渔民家属于海边为亲人祈祷、祝福。渔船满载归来时,于船桅挂"布挑子",向乡亲报喜,乡亲们上前祝贺。现在,有些渔船还不忘这种古老的风俗,每逢丰收还要挂起红色的"挑子",海上收购船看见"挑子",即靠拢过来当场收购鲜鱼鲜虾。
  渔家生活习俗
  由于蓬莱地处北温带,属东亚季风区大陆性气候,温和半湿润,四季变化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渔民海上作业时,一般穿用桐油涂抹过的油衣,既防水,又御寒。秋冬季节,渔民出海需质地厚实耐穿的大襟衣服,且宽大松肥,裤腰宽松,直筒大裤脚,易穿易脱,一方面御寒能力强,便利海上捕捞,适应劳动习惯;另一方面,一旦落水能尽快脱掉衣服,摆脱负重,以利逃生。所以用棕绳拦腰扎好,打活结,而不使用纽扣,这都是渔民祖祖辈辈与海洋打交道总结的经验。
  沿海居民食物谱系中多以海洋食物为主。早期临海而居的先民们就地取材,从大海中渔猎采集浅海贝类充饥。我国沿海遗存大量的贝丘遗址,蓬莱沿海就有11处,这些贝丘遗址都是先民们把吃剩下来的贝壳抛弃在居住地附近,日积月累堆积而成的。随着独木舟的出现,航海业的发展,先民们逐渐开始以捕鱼为生,多余的渔获物晒干储存,以备不能出海捕鱼时吃。随着耜耕农业的发展,再加上农作物的易储存性,部分谷物进入渔民食谱中。随着富足的渔获物与多余的农产品进行交换,逐渐二者共同成为渔民的主要食物。
  人类自古至今,几乎不可一日无盐,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必需食品。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海洋海产都为人们所喜食,并形成了各种海鲜海产的饮食文化,包括菜系及其饮食习惯。这种饮食习惯沿袭至今,沿海渔民的食物中,不能缺少海洋物产。无论是鲜货,还是干品,其生吃、熟吃的方式以及烹饪方法,大多只能在沿海地区才能见到。
  在蓬莱几乎是无鱼不成席,因为席上重鱼,又连带形成一系列俗规,大年三十要吃鱼,春节期间用面粉做成鱼形的面鱼,寓意为"年年有余(鱼)";宴席中鱼头所向有定规,如头向首席,客不能翻鱼等。吃鱼时,将一面吃完后,揭下鱼刺再吃下一面,如果鱼刺难揭下来,再由主人划(翻)过来。喜筵、寿筵等以"嘉吉鱼"为上等,有吉祥如意的意思。蓬莱的传统特色小吃--蓬莱小面,就是选用当地新鲜的红鳞嘉吉鱼、海鲋鱼做卤的。招待高朋贵客的八仙宴,就是以海味为主,以八仙的名字命名,八仙汤是用八种海鲜加鸡汤烹成的,味道鲜美奇特。
  海洋生物信仰
  老赵、海龟、鱼
  老赵即鲸鱼,又称"老人家"、"赶鱼郎",是以海洋生物为海神的例子。因为鱼汛期鲸鱼在海中追食鱼群,渔民随其后撒网,一定会获得收获,类似遇到了财神,正迎合了民间信仰的财神赵公明,所以称"老赵"。对老赵的崇拜,无庙宇,若在岸上见鲸鱼游行于海中,称为"过龙兵",视为吉利,往往烧香烧纸,遥望祝拜;若在海中见到鲸鱼,先往水中撒米,再由船长率船员烧香烧纸,口称"老人家"向之跪拜。
  蓬莱沿海渔民最崇敬海龟,把它看作寿命的象征,称其为"老爷子"、"老帅",因其富有灵性而引发了对它的崇拜,民间有"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的说法。若被逮住,会发现其两眼在"哭",似乎在求饶,实际是其眼中有泪腺。渔民们认为海龟都有万年之寿,长生不老之躯,已成"精",若被杀,会遭到其"怪罪",遭到恶果报应。一旦误捕到海龟,一定要立即虔诚地放回大海,并说吉利话,请求饶恕,才能解除报应。
  由于人们对海洋生物的认识不足,遇到白色或奇异色彩的鱼、奇形怪状的鱼以为是"神圣"变化来的,或者掌管着海洋里的鱼类,一旦触犯,渔民就会犯晦气,将再也打不到鱼,所以,只要捕到这样的鱼,就会象遇到神仙一样焚香顶拜,祈求"仙人"饶恕,决不敢再冒犯,以希望多打些鱼。
  海洋禁忌
  禁忌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告诫人们应该禁止同某些"神圣"的东西或"不洁"的人和事物接近,以避免招致祸灾。渔家禁忌是为了祝吉驱凶,这些信仰民俗的物质基础正是海上艰险作业本身。渔民在海上作业,风险最多,由于先民对海洋的认识不足,祖祖辈辈从教训中总结出来形成各种各样禁忌,以图吉利,规避风险。
  如:水瓢、勺子、羹匙不能背朝上搁置,一切器皿不能扣放。因其形状象船,渔家人从心理上不愿意看到它们倒置的情景,反映了渔家祈求海上平安的心愿。不能在船头小便,只能到船尾大小便;忌妇女跨越船头、网具,认为"女人跨船船会翻,女人跨网网要破"。船头柱子是船主的象征,任何人不许坐到上面。筷子不能横放在碗上或插进饭里,筷子横在碗沿上,似船搁礁,因而渔民形成了筷子不能横搁碗盆沿口的习俗。吃饭时,只准吃靠近自己的一边,不准伸筷子夹别人眼前的鱼菜,否则即被称为"过河",俗以为随便过河为险兆。
  艺术蓬莱文化天堂
  --"品读历史,传承文化"系列报道之蓬莱的民间艺术
  【摘自《今日蓬莱》】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仙境蓬莱绚丽多彩、形式多样的民间艺术。蓬莱民间艺术的显著特点是开放、开拓和进取,它是千百年来沿海人民顶狂风、战恶浪、不畏艰险、勇于拼搏、敢于冒险。这些民间艺术寄托着无数蓬莱人美好的愿望。
  大杆号
  大杆号是蓬莱民间吹打乐起器中的一种特殊吹奏乐器,起源于明代嘉庆三十二年(1553年)戚家军的军事演习之中,距今已有454年的历史。大杆号又名"喇叭"、"招军"、"先锋"、"号角",是一种无孔无缝、直管吹奏的铜管乐器,它由两节套在一起,长约8尺,号的上端顶部有凹形号嘴,下端喇叭口径约15厘米。平时两节套在一起,用时拉出。吹奏时必须站立,以右手将号托起上昂45-50度角,左手按号嘴放于嘴角吹奏,声音高亢、粗犷。
  据说,这类乐器,早在我国宋、金时期已在渔牧民和军队中使用。后来戚继光在军中设立了蓬莱大杆号军乐队,出征时用于鼓舞士气,凯旋时用于表彰军士,还用于操典、演兵、战斗等武事活动,古蓬莱大杆号军乐曲《戚家将军令》就诞生于这个时期。经过长期演变,后来大杆号流传到蓬莱民间,成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乐器,被广泛应用于起轿、催妆、落轿、贺新房、祭海等民间俗事活动,还用于各种节日、娱乐及古代官僚出巡迎宾等活动中,具有浓郁的蓬莱地方特色。明清至新中国成立,蓬莱大杆号吹奏乐在民间流传很广。
  解放后是蓬莱大杆号吹奏乐最为鼎盛的时期,在蓬莱的东南、西南和南部地区,几乎村村都有大杆号吹奏乐队。1996年,蓬莱大杆号乐队在"齐鲁广场民间艺术展演"中演奏"戚家将军令"获得"红牡丹奖"。近几年,在蓬莱"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节、全国民族风情艺术节上,蓬莱大杆号以独具一格的吹奏形式,赢得了中外朋友的好评。蓬莱也被誉为"山东省大杆号艺术之乡"。2006年,"大杆号吹奏乐"和"八仙过海传说"两个项目还被列入山东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蓬莱小戏
  清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坐腔扬琴由青州传入登州。境内早期琴书艺人有时开五、刘连春、商秀岑等。坐腔扬琴由三五人搭伙,多在街头巷尾、场上地边、村头树下拉摊演唱,不扮相、不上妆,由一副洋琴、一副坠琴和一个木梆伴奏。商秀岑艺班在登州最早授徒。
  坐腔扬琴在登州地域流传、发展的过程中,表演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由拉地摊演出变为搭台演出,由坐腔演唱变为分角色上妆扮相登台表演,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蓬莱地方特色的小戏,深受城乡广大群众喜爱。善此道者农闲和年节期间搭班化装登台演唱。蓬莱小戏曲调有四句腔、四句板、凤阳歌、天仙韵、四条腿、四平调、一板、二板、快板、叠断桥、乱弹、汉口调等,演出剧目有《苏保送妹》、《天保下苏州》、《三打三劝》、《王林休妻》、《独占花魁》、《棒打无情郎》、《红鸾喜》、《大团圆》、《乌龙院》、《秦雪梅吊孝》、《秦雪梅观画》、《李桂香打柴》、《王小赶脚》、《老少换妻》、《小姑贤》等。
  蓬莱烧纸调
  烧纸起源于宋代,在蓬莱东、南、东北部地区乡间流传的一种风俗性祭祀活动,用以求福求财求平安和祭祀祖先。整个仪式由开坛、请神、安神、搭棚、封灯、劈山、搬亡人、歇坛、故事、送神等10个阶组成。烧纸调是整个烧纸仪式活动的伴曲,含鼓乐和唱曲两部分。
  蓬莱烧纸调有九腔十八调。九腔主要有大腔、悲腔、急腔、大悲腔、四大腔、娃娃腔、对口腔、接神腔等;十八调主要有接神调、安神调、封灯调、送神调、三棒鼓、慢板、悲调、靠山调、喜盈门调、流水调、搬亡人调、答文良调等。烧纸调旋律婉转,节奏富于变化。演唱故事时,唱腔遵循"接神、安神......送神"的程式,中间根据故事内容自由选择调式。
  蓬莱烧纸调的伴奏乐器为单皮鼓。单皮鼓形似蒲扇,使用时既是打击乐器,又是舞蹈道具。鼓柄下端以铁条曲成3个椭圆形环,各穿3片六角形铁片,动辄声响,使用时边打边晃,产生鼓器和铁器声交响的效果,形成特殊气氛。单皮鼓乐主要有开坛鼓乐、三棒鼓乐、六棒鼓乐等,结合演唱腔调的急、缓、顿、抑,灵活掌握打击技巧,以控制鼓点与唱腔和谐。
  荆家庄大木偶戏
  荆家庄大木偶戏源自宋代的"杖头傀儡",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前后由外地传入,清末民初在境内活动最盛。大部分艺人半农半艺,农闲时组织演出。戏班由8-10人组成,领班艺人要有全面的技能,负责戏的唱词、唱腔和唱做、念、打以及舞台造型、服装、道具的编排设计。艺人一般能唱演相兼,能表演生、旦、净、丑等各种角色。大木偶由村中艺人自行制作,高约1米。表演时以手、头部活动为主,眼、鼻、耳、口皆可活动,素以动作细腻灵活、形象生动活泼著称。演出时,搭一占地三四平方米,高1.7-1.8米的架子,四周围以幕布,幕布以上为舞台,艺人在幕后操纵表演。有时要配以吐火、喷烟等特技,夜间演出加灯光。伴奏乐器有坠琴、京胡、洋琴、二胡和打击乐器。唱腔以梆子腔为主,吸收了洋琴、吕剧、京剧等唱腔。传统剧目以妇女、神怪、英雄故事为主,主要有《高老庄》、《闹龙宫》、《葵花潭》、《四洲城》、《天妃闸》、《鱼兰记》、《群妖记》、《双仙图》、《大绒花》、《小绒花》、《金鸡崮》、《颠鸾凤》、《洋腔》、《捉放曹》、《华容道》等。 
  蓬莱大鼓
  其前身为蓬莱民间盲瞽艺人的街头鼓曲,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县内河东姜家村艺人刘清花、高世佐集其大成,并有所发展,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蓬莱大鼓。其后,周德香、张福顺、周可军、任福庭、杜长发等民间艺人对蓬莱大鼓均有所发展。蓬莱大鼓采用方言演唱,具有曲调优美、节奏明快、唱腔浑厚、音调粗狂、感情纯真等特点,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演出的曲目主要有《秦英征西》、《婴哥行》、《东阁殿》、《刘公案》、《满汉斗》、《双钗记》、《薛礼征东》、《旋风案》、《薛刚反唐》、《薛丁山征西》、《回碑记》、《王二姐思夫》、《武松传》等,主要的演唱小段有《刘伶醉酒》、《八仙过海》等。
  大秧歌
  大秧歌汇集了蓬莱除戏曲舞蹈和祭祀舞蹈外几乎全部民间舞蹈形式,是民间传统的群众性舞蹈活动项目。每年春节期间,几乎村村都成立大秧歌队,相互串村表演。数支大杆号头前开路,锣、鼓、唢呐随后,再后是大型彩灯。彩灯上书村名及"五谷丰登"、"欢庆丰收"等字样,内燃蜡烛,名曰"高照",由数人高举着,一俯一仰呈作揖状行进。后面依次为活报队、秧歌队、高跷队、龙舞、狮舞、跑驴、跑旱船、抬阁、腰鼓队、大头舞等。活报队中有扮唐僧师徒的,有扮八仙的,有扮《白蛇转》人物的,还有扮相公、闺秀、渔夫、老农、"痴老婆"、卖膏药的等人物形象,边走边舞。跑驴舞中的毛驴用竹木扎制,一个骑驴妇和一个赶驴郎为一组,数组成一队,表演跑、跳、卧、起、上山、下山、过河,打转转等动作。旱船系用竹木扎制,一个乘船妇和一个摇橹船夫一组,数组成一队,表演行船中的平稳速行、破浪前行、艰苦颠簸等动作。狮子舞中的狮子系用竹木、麻丝等扎制,一只狮子由两个人表演(幼狮由一个人表演),一般两只狮子和一个手执彩球的逗狮人成一组,数组成一队,表演狮子摇头、摆尾、搔痒、舔毛、抖毛、卧倒、打滚、跄、跳、示爱、争滚(滚绣球)等动作。高跷队一般由十几人以至数十人组成,踩高跷者扮成各种人物形象,两人并列前行,或串剪行进,表演各种人物动作。扮演丑角者一般还要表演返转、大跳、扑倒并大劈叉而后跃起等高难动作。龙舞亦称耍龙灯,县内龙灯的龙体特点是头大、眼凸、节长,全身9节,11节或13节不等,由一擎珠人翻舞彩珠领舞,舞龙者随着彩珠舞动龙体,表演滑游、翻滚、回旋、绞柱、跷首盘节、串节变形等数十种动作。
  仙境古韵源远流长
  --"品读历史,传承文化"系列报道之蓬莱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摘自《今日蓬莱》】
  说起登州这个名字,它作为行政区划单位,最早出现于唐朝。明朝洪武九年(1376),登州升为府级单位。登州府"地大物博",地理位置独特,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其经历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曲折沿革过程中,与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特殊位置。
  遣唐使在登州
  谱写中日往来壮丽篇章
  宽松的政治环境、畅通的登州水道,使登州成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一跃成为唐代中国北方的第一大港。新罗、日本等国派出的大批遣唐使团在登州上岸,难以数计。
  公元7世纪中叶,东北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676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政治稳定,经济复苏,与唐王朝大力发展经贸往来。与此同时,从645年开始,孝德天皇在日本列岛推行"大化改新",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为学习唐王朝先进的政治制度、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成果,大批遣唐使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出没在惊涛骇浪中,用生命谱写了中日友好往来的壮丽篇章。
  早起的遣唐使团多选择从日本难波(大阪)出发,到北九州的大津浦,经壹岐岛、对马岛、济州岛、竹岛,然后沿朝鲜西海岸航行,或直达登州,或经鸭绿江口、辽东半岛南下,抵达登州。
  遣唐使团在登州上岸后,第一件事就是向登州官员通报使臣达到的消息,官府在验明身份后,为使团做好食宿安排,并通过驿站,快马急报京师长安。作为"始至之州",登州发放的关牒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使团凭借关牒在华期间可以用来证明身份,起到通行证的作用,还可以享受交通、食宿免费的优厚待遇不能随团进京的随行人员,多是船工、水手、护卫、杂役等级别较低人员,他们则必须留在登州守候,少则数月,多则一两年,这些留守人员有很多机会与登州老百姓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活动。
  终唐之世,日本共派出遣唐使节19批,而循北路经登州往返的有7批。唐朝后期,新罗与唐王朝和日本的关系恶化,北路航线受阻,后期成行的遣唐使多走南路,直航江浙地区,不再经过登州水道。
  登州抗倭
  巩固中国北部沿海海防
  自元末明初开始,日本的一些武士、浪人、不法奸商和生活无着落的贫民开始在海上抢掠过往船只,逐渐发展到骚扰中国沿海,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被称为倭寇,构成很长一段时期登州的外患。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倭人寇登州,宋将刘暹击败之。"这是关于登州抗倭的最早记载。为此,元朝在登州设立山东分元帅府,"提调登、莱、宁海三州三十六处海口事。"明代,倭寇在登州沿海的活动十分频繁,有案可查的共13次。为应对日益紧张的抗倭局势,明王朝相继采取措施,加强海防。洪武九年(1376年)将登州守御千户所升格为登州卫,下设七个千户所。同时,修筑备倭城,创建了一个颇具规模、可攻可守的海上要塞。永乐六年(1408年),增置备倭都司,称山东都指挥使司,统辖山东全省防倭事宜。在此基础上,登州军民开展了一系列抗倭斗争。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的望海埚战役中,登州水师在辽东驻军的配合下,将倭寇主力两千余人全歼于金州东北沿海的望海埚上,自此,倭寇敛迹,不敢大为寇。
  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日本权臣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日本倾国出师,两个月内,朝鲜几乎全部沦陷,向明政府频频告急,请求出兵支援。在长达7年的战争中,登州再次成为海防要塞。驻节登州的山东总兵李承勋还亲率水师三千赶赴釜山作战,战后被挽留在釜山驻防,并在山巅立《釜山平倭碑》纪念。此后300年间,登州倭寇基本平息。
  登州火炮营
  推动中国火药化革命进程
  中国是火药的发明国,也是将火药用于军事的创始国,在公元10世纪的北宋初年就完成了定型火器的发明,到了12世纪上半叶的南宋,出现了现代枪炮的前身"突火枪",但因受传统观念、生产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未能在由冷兵器向火器突飞猛进的骤变中再领风骚。时至17世纪,中国火器制造技术已与世界先进水平渐行渐远。为扭转颓势,17世纪上半叶,积极主张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徐光启、孙元化等有识之士,在登州聘请葡萄牙人为炮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陆战队--登州火炮营。
  崇祯三年(1630年)徐光启以国耻为己任,目光远大,想组建一支西洋火器装备为主的火器营--车营,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这实质是想用红夷大炮装备和训练士兵,使其成为明军中最精良的部队。作为实施此项计划的第一步,徐光启对崇祯三年六月出任登莱巡抚的孙元化寄予厚望不遗余力地支持其发展。其时,精通炮术的监军王征被任命为登莱监军佥事,孙元化、王征等人便在登州编练火炮营。1630年7月,徐光启调任葡萄牙炮手和制炮技师直接传授西式大炮的操纵点放之法,山东登州一时成为中国火器铸造演练的中心。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后金军进攻关外大凌河,由于孙元化遭到魏忠贤余党嫉妒,多次索要粮饷均没有答复,孙元化派孔有德等反明攻登州。正是这次兵变断送了徐光启、孙元化等人利用葡萄牙雇佣军训练建设"火炮武器"军队的理想。登州火炮营,虽然昙花一现,但其意义绝非仅是推广西洋火器的实践,其对中国火药化革命进程,乃至近代科学启蒙方面的推动作用更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
  登州文会馆
  开创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先河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些传教士陆续来到胶东半岛传道办学。其中,由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携夫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在登州西北角的观音堂创立的登州文会馆最为有名。在山东登州文会馆的西学教程非常完备,当时中国人知之甚少的数理化一应俱全,除了自然科学外,还有心理学、逻辑学等社会科学课程,音乐课也登上了大雅之堂,对中国教科书体系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山东登州文会馆》记载,登州文会馆的音乐课是狄考文的妻子狄就烈负责。除了教授史地课程以外,还开辟了西方音乐的学习天地。她编写了《乐法启蒙》,用中国的方式教西方的乐谱和音符,引导学生学习视唱,甚至编写歌曲。她收集民间曲调,并配以新词传唱。在中国的学堂乐歌处于启蒙的背景下,她教出来的学生已经能写出四声部的五线谱合唱曲,《文会馆志》中收录了十首由文会馆学生编写的歌曲,其中周书训的《赏花》可能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乐歌,它的产生年代与学堂歌代表人物、近现代音乐史上著名的音乐家李叔同和曾志忞的出生年代大致相当。
  狄邦就烈编写的《圣诗谱--乐法启蒙》不仅是一本详细的乐理视唱教材,还是一本融合了山东民歌风格的赞美诗,据现存资料来看,狄邦就烈很可能就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乐教育引人中国的人,她对近代中国音乐及音乐教育事业的贡献,可谓非常之大,可以说是开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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